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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顺文人巨匠篇三         ★★★ 【字体:
富顺文人巨匠篇三
作者:张学君    文章来源:未知    点击数:5842    更新时间:2008-10-24    

富顺文人巨匠篇

十一、世代以开采井盐为业的王三畏堂

张学君

    王余照,号朗云,生于侣13(清嘉庆八年),卒于1884(光绪十年)o其祖先于明末清初自湖北迁居四川省富顺县,在自流井珍珠寺建立王宝善祠,弟兄五人依年齿定其支派为金、木、水、火、土五支。王余照属木支。曾祖端笏,武庠生。祖父玉川,侯选州同。父楷,候选布政司理问。王余照兄弟三人命其堂名为“王三畏堂”,世代以开采井盐为业。

    1838(道光十八年),王余照倡议三房分居。分居后,提留的宗祠田土(包括他以之发迹的高山井、扇子坝诸地区)由他经营管理。他打算复淘加深废弃的天一井,但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招来陕商,订立“出山约”规定:开放扇子坝,共同凿办盐井,每凿一井,主出一井三基(井厂地基),客出押山银四百两和凿办资金,将全井每月收益作三十股(三十天),主占十二股,客占十八股。客方股份十八年届满,将井厂生产资料无条件归还主方。他通过这一契约,既促成了扇子坝的开发,又换来了押山银四百两,作加凿天一井的资金。

    天一井起推之初,月推卤水二、三千担,不时自喷卤水,高至丈余,只倒悬一木盆于井口之上,使卤水顺盆而下,枧入榔。当时卤价高昂,灶户每日订购卤水一担,即先交银一百两。王余照因此致富。

    王余照将天一井所获利润,起复淘办扇子坝废旧井。1850年——1860年,他在扇子坝自办和与人合办的几眼卤井陆续见功。  如三生、金海等井所产黑卤成量达到每桶三两三钱。且曾自喷卤水,使王氏盐产量达到富荣盐场总产量十分之一,居全场第一。

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淮盐运道受阻,两湖缺盐,清政府批准川盐济楚。王佘照乘机开设广生同盐号,并分别在邓井关、泸州、重庆及湖北宜昌、沙市、洋溪设立分号,专门运销济楚川盐,赢得数以百万计的财富。四川总督丁宝桢说他“富甲全川”,决非虚假之语。

随着生产和运销利润大增,王余照开始大量购置田土乡庄,他拥有良田万顷,跨富顺、荣县、威远、宜宾数县,年收租谷一万七千余石。

1859年(咸丰十年),云南昭通地区爆发了李永和、蓝朝鼎领导的农民起义。李、兰起义军迅速进入四川,攻占川南数县。1859年冬,义军攻占犍乐盐场。富荣盐场官绅盐商,以及有产者“千余家”闻风逃往他们早已构筑好的巢穴三多寨避难。第二年4月,趁义军转战川西南各县,由富顺知县胡汝开授意,王余照等盐商、豪绅,在自流井抢筑险要堡垒——大安寨。7月初,大安寨草创未就,蓝朝鼎率义军围困大安寨,“虎视寨垣,刀矛上指”。①由于王余照与官兵内外夹攻,义军失利退走。川督骆秉章将王余照抗拒李、兰义军事迹上报清廷,清廷下诏表彰王余照,赏戴花翎,并追赠其侄儿王余姹一等云骑尉。清政府甚至有人要求调王余照去陕西领兵镇压西北义军。

    1863(同治二年),清政府为筹措镇压陕甘农民起义的军费,决定在盐场增抽水厘,井户每推汲卤水一担,征厘金铜钱一、二文、富荣盐场大场商多系集井、灶、枧号子于一身的盐业资本集团,与此利害交关,因此群起反对。王余照资产雄厚,当时已捐候补道,因此成为场商领袖。经过周密策划,支使盐工捣毁水厘局,并趁势殃及票厘局。此案发生后,富顺知县陆玑传讯王余照。王余照态度傲慢,语多不逊。知县盛怒之下,将他扣押入狱。时逢奉天、直隶、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及四川等省遭灾,王余照向清政府捐银七万两助赈,清廷在他候补道上加按察使衔,赏二品丁戴及三代一品封典。朝旨既下,王余照头戴红顶花翎,身穿紫色朝服,由二监架设的天桥高视阔步出狱。水厘之征,只好作罢。

    1867(同治六年)王余照五十三岁,为炫耀乡里,特设寿筵大庆。云南兵备道,翰林院编修赵树吉为之撰书寿序:武英殿大学士、国史馆正总裁贾桢,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瑞常,翰林院修撰翁同稣等列名拜寿:刑部陕西员外赵树宜,工部主事赵熙亮等登门祝贺。

    1877(光绪三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改川盐商运商销为官运商销,先后于犍乐、富荣盐场设立官运局,承办运务。这直接侵犯了垄断产、运、销的大场商的利益。王余照凭着与京官的关系,不断上诉户部、部察院,反对丁宝桢的改革,以至清廷令丁宝桢“妥为区划,或由官运,或改官督商销。”②丁宝桢复奏朝廷:“自上年开办官运,……所收税羡厘杂款至一百余万两,商民两便。现经访问呈控各节,系富厂一、二奸灶捍词耸听,意在阻挠。”③

    丁宝桢因王余照先前阻挠水厘之征未能惩办,现在又一再控诉他办理官运,决心严惩。于是将王余照主要劣迹上奏朝廷,清廷据奏,决定“从严惩办,着即先行革职,交丁宝桢提省确切审办,以示做惩”。王余照得京官密信,立即逃往他乡,经过四年流亡生活,于1881(光绪七年)回到自流井,不数年死去。

    王惠堂,王余照堂侄,曾入学中秀才,例捐候补道。王余照死后,从1885年——1896年他任“三畏堂”总理。在他任事期间,大修馆舍,修新枧宅第,费铜钱二十余万串,修承德堂大厦,费银十余万。王氏各房乃分其权,以王达之、王星垣任副职,事权不相属,各置私产,骄奢淫逸。在此期间,“三畏堂”债务达六、七十万两。

    王达之,为王余照的堂侄,例捐候补道,王惠堂死后,因“三畏堂”债务浩巨,宜昌,沙市方面主要债权人,再三兴讼,即由富顺知县陈某加委王达之为“三畏堂”总理,负责整顿祠产,清偿债务,从1897年至1910年止。在任十四年。为了偿还急债。王达之出卖威远县和鸿鹤镇田地约两千石租谷。在他任事期间,“三畏堂”产业主要有:

    盐井方面:扇子坝地区的盐井二十余眼,日产黑卤一千担左右。此外,在大坟堡地区尚有几口盐岩井,月产岩卤三千担。五家坡,土地坡的两井月产黑卤三千担左右,其余尚有黄卤井生产成度不高的卤水。

    天然气生产方面:主要有扇子坝附近的六口火井,各可烧锅多者七、八十口,少者数口。此外,高山井地区的裕兴寺,初见功时烧锅二百四十口。竹林湾的同兴、同旺两井,上桥泗海井,均可烧锅数十口。其中同兴井复淘后,可烧锅一百七十五口。天然气总产量变化较大,大约烧锅七百口左右。每年制盐十四万四千包,约占全场产量百分之十二。

    输卤设施方面:主要是大通枧,从事卤水买卖的机构,分设上、中、下三塘,上下塘进卤,中塘出卤,日输千余担。

运销方面:广生同盐号以运销济楚川盐,调剂金融为主要业务,每年由官运局规定销额为七十二载(每载为四百五十包,每包二百四十斤),占场商运销总额百分之四十二,居全场第一。

其它商号尚有:福昌生,总号设于自贡,分号建在江津、泸州等地,主要业务是采购所需大米、胡豆、黄豆、菜油等日用商品。在重庆售盐后所得白银,就近购买洋纱,运回自贡出售。

这一时期,“三畏堂”的总办事机构大柜房设金丰井,由潘仲三任掌柜、总揽井、灶、枧、号大权。潘死后,基业掌柜冯竹轩、扇子坝井灶掌柜颜葛民、大通枧的下塘掌柜欧友筠、广生同井号掌柜朱子余(后为马克明),分别掌管业务。人称“四大朝臣”。广生同渝号掌柜赵树垣,兼管宜昌、沙市业务,并负责对外经济活动,地位在”四大朝臣”之上。王达之每日早晨,即去金丰井听取大掌柜或“四大朝臣”报告,指示机宜,上午处理业务,接待外客或外区掌柜。业务规划集中在每年端午、中秋、年关、主要决定产、运、销大事。

此期间,“三畏堂”共有掌柜、职员二百余人,大掌柜月薪铜钱三十串,大管帐二十串,帮帐七、八串,坐灶、放卤五、六串,管现钱三串,学徒六百文至一串,另外每月有烟钱三百六十文。共有工人一千二百余人。井口、车房管事每月工资五六串,山匠二串四百文,拭篾匠、碓工一串八百文,车上、牛牌一串二百文,白水工一串。除管事外无烟钱。烧盐匠上手(烧五口者)四串,桶子匠一串八百文,山匠至桶子匠以三十日为一月,月小照扣。伙食由业主负担。大柜房伙食较分支机构好。金丰井五桌人开饭,日行肉十斤,小菜钱四百文,三至五日杀鸡、买鱼、增加新上市的小菜、香菇、金钩、冬笋、牛肉打牙祭一次,端阳、中秋、年关、元旦、元办海参度。分支机构伙食,每人每月食米,职员一斗二升,工人斗五升(挑水、捣碓工一斗八升),猪肉一斤,菜油一斤,小菜一百五十文,煤炭九十斤。逢年过节有酒食费、年节职员有腌肉斤。井上招雇权属山匠,开除权属管事,灶上属坐灶。碓工每日井设资金有“寸寸红”“脚脚红”。

王达之任事期间,一直为债务缠绕,迄至1910病死时,尚欠款十八万三干余两。“三畏堂”族人已多年未能分润红息,内部纷愈演愈烈。虽然在辛亥革命后仍有“三畏堂”的活动,但已走衰落的境地了。

                                                  (编辑   李文举)

 

 

十二、日本川菜巨擘陈建民

刘海声

从山乡李桥到宜宾学艺

    川南富顺县西部的李桥乡,是一个山峦重叠的山乡,陈建民的祖先在阳家嘴定居。民国八年(1919)627日,陈建民呱呱坠地。他家世代务农,生活艰苦,1930年前,他在当地读了两年小学,家里无力再供他读书了,就托一个亲戚帮助,在叙府(今宜宾市翠屏区)找口饭吃。先在海清园,后在京川饭店当学徒,从跑堂的“么师”,再上灶当“锅儿匠”,其间经历了段“偷师学艺时期”,备尝了艰难苦楚,好在他十分聪明,又肯钻研又肯学,硬是学到了一些“手艺”。特别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位好师兄,不但在烹饪技术上指点他,还在为人处事上教导他。陈建民在20岁左右后渐渐赢得了老板的喜欢,并把女儿许配给他招为女婿。旧社会的叙府城,是川滇康商旅交往的结合点,比较繁荣热闹,烟、赌、娼等邪风盛行。陈建民年轻又有“手艺”,加上一些烟朋赌友的拉拢,也迷上了赌博,师兄对他的行为经常加以教训。后来,陈建民在一次“大输”后,师兄怒不可遏,给了他一记耳光。陈建民一气之下,决定出去“跑滩”另谋出路。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前,陈建民毅然离开妻子和幼女陈高蓉,去到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台北、高雄等地的餐馆谋生,凭着他的一套川菜烹饪手艺,不难找到“活路”。1948年,陈建民从台湾来到香港的“川菜厅”担任厨师长,在川菜餐厅老板经营的几家电影院广告中,陈建民与其它七位厨师被誉为香港“八大名厨”,为餐厅挣了丰厚的利润。

                               手提锅儿闯东瀛

    1948年到1950年,中国大陆正进行着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解放战争席卷着大陆的中南和西南地区,陈建民和家乡早已不通音讯,加以自己在外还没有混出一个名堂,无颜见江东父老,也就没有打算回四川。恰好“八大名厨”之间因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打起了“内战”,弄得很不愉快。爽直倔强的陈建民一怒之下,就像几年前离开叙府一样,和另一位厨师朋友黄昌泉结伴前往日本,另谋出路。

    在香港时,陈建民结识了一位四川人陈海伦(),她曾在上海一家宾馆里当过主管,同日本的某些上层官员有交往,此时正侨居日本,陈建民就是去日本找她帮忙的。临行时,陈建民做了两手打算,带了一口炒菜的铁锅、莱刀、够两桌筵席用的碗筷杯盘之类的中式餐具。他想如果能在日本找到立足求生之处,这些家什就可派上用场。如果找不到活路干,无法谋生,就可将它卖掉做“盘川”回香港。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陈海伦为这位四川的同姓老乡是尽了帮助之力的。两个月后,陈海伦的一位朋友要设宴招待贵宾,她认为这是让陈建民露一手给日本人看的好机会,就约他去当主厨,陈建民当即偕同黄昌泉,带上自己的“家什”赶去。他只顾在灶上忙着干活,客人是谁?品尝后有何反映,他不得而知。岂料这位贵宾竟是日本政府的外务次长奥村盛藏,而且是有“美食家”外号的,他品尝陈建民做的道道川菜后,赞不绝口,并要和厨师见面。他来到厨房,与陈建民握手寒喧,陈海伦看机会来了,忙向奥村介绍,说陈建民二人只有两个月的旅游观光签证,不能留在日本工作,眼下正;隹备回香港去。奥村听了,立即表示签证的事由他办理,并热情地说:“有这样出色手艺的厨师,我们不留住实在太可惜了!

以个人的名义请陈先生留下来,就给外务省的客人们做四川料理吧!”陈建民听了满口答应,宾主都很高兴。

    由于奥村有意或无意的宣扬,外务省的一些官员都成了川莱的爱好者。

                                川莱为媒娶洋子

    陈海伦和朋友杨礼恭在东京青山南町租了一座高级的庭院一一东文基园,每月都在那里举办一两次高级的宴会,招待日本的上层人士,每次宴会都请陈建民主厨。如此一来,陈建民这位川菜名厨的声誉就渐渐传开了。

    关口洋子,是一位22岁的日本姑娘,个子不高,但很洒脱精干,平时喜欢烹饪。一天她来到东文基园求职,也许是缘分,陈建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她的职责是当厨师烹调做菜的助手,购买所需的原料,每月工资7000日元。

    洋子成为厨师助手后,与陈建民可谓形影不离,一日三餐,只要陈建民在灶前掌勺,洋子就必定在旁边递这样,拿那样。当他调料做菜时,洋子的一双眼睛总是跟着他的手转动,当顾客一次次称赞厨师的好手艺后,洋子总会默默地想:“真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的莱肴手艺。这才是天下第一品啊!

    上个世纪50年代初,陈建民已经30岁开外,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常常发现洋子用惊喜的眼光注视自己,免不了爱和她开几句玩笑,说:“你这么爱看我,和我结婚怎么样?”洋子每听他这么说,禁不住半羞半恼地回答:“你不会说别的,净谈这些话!”说得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来越佩服陈建民的为人,渐渐爱上他了。19534月,这位年轻的日本姑娘终于开口答应嫁给陈建民,尽管她知道他在中国有个音讯断绝的妻子和女儿,但她能理解和宽容。洋子的家人和亲戚们都对中国不了解,除了一位叔叔见过一些世面表示赞同洋子的选择外,其余的人们也不得不改变态度。当8月陈建民和关口洋子在东京银座“华园”川菜餐厅举行结婚“披霞宴”时,洋子的兄弟和亲戚们都来祝贺。

洋子高兴得悄悄对陈建民说:“他()们是来看你这个四川人长得什么样?尝尝四川料理是什么味的。”

                                  十年成为企业家

    陈建民凭着自己的手艺,赢得东京餐饮业的信任,他被“金马车”、“祝禄寿”等中餐厅聘为掌厨,被“东京大饭店”、“近铁大饭店”等聘为特别顾问,无论他走到哪里,川菜的名声就香到哪里,饭店的生意就红红火火,但是唯独无权在餐厅的名字里打出川菜的牌子,因为他只是一个“雇员”而已。陈建民对此很不满意,他决心要有自己经营的饭店,要当老板。结婚后5年的195810月。他终于用自己积累的资金,出资400万日元,以四分之一股金的股东身份,首创日本第一家“四川饭店”——东京田村町四川饭店。后来,他称这个田村町为川莱在日本的发祥地。这里位于外交部附近,是日本政要来往的地方,四川饭店的生意自然十分走俏。19604月,在东京繁华的六本木街区,第二家四川饭店又开张了,陈建民仍然拥有四分之一的股权,并担任执行经理。这家四川饭店占据了麻布警署旁滨野大厦的二楼和三楼,一楼是北京饭店。自从开业后,生意更为红火,陈建民只得将“田村町”四川饭店交好友黄昌泉经营,自己专门经营六本木四川饭店。后来,因为担任两家四川饭店的总经理龙智仪在工资上只给陈建民田村町四川饭店的那一份,而对六本木四川饭店这份却分文不给,惹得陈建民拂袖而去,担任其它大饭店的顾问。俗话说:“商业上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这陈建民一走,六本木四川饭店的生意马上掉入了低谷,不但不赚钱,反而出现赤字了。总经理龙智仪对此只有望座兴叹,便决定将它卖掉。陈建民闻听这个消息,认为创业的机会来了,赶急和龙智仪磋商,自己出资500万日元,向银行贷款700万日元,以1200万日元将饭店买了,并随即成立了完全属于自己所有的第一家“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建昌企业六本木四川饭店”。为什么取名“建昌”?其中还有它的原故:“建”是他自己姓名中的一个字,“昌”是好友黄昌泉姓名中的一个宇。取名“建昌”,是纪念他两十年前乘坐货轮漂洋过海,终于从“雇佣”成为老板的历史,同时含有还要风雨同舟,继续创业的意思。

    六本木四川饭店重新开张后,生意真是如旭日东升,不仅占了“人和”还占了“地利”。因为饭店位于警署旁边,对习惯带警卫出行的日本政要十分方便,以致日本首相官员三木武夫、太平正芳、爱知揆一、藤山爱一郎以下的官员,都经常来店品尝陈建民的川莱。1970年,陈建民又在著名的东京官厅街赤坂全国旅游会馆六楼新开一家规模更大的四川饭店。事前,六本木四川饭店的股东们都认为:官厅街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根本没有人,不会有顾客,生意怎么会好?陈建民却认为:全国旅游会馆位于政府部门附近,政府官员事务所、公司都很多,即便是星期天,也一定会有重要的客人,何况这里没有川莱馆,凭他的手艺和声誉,他相信会有充分发展的机遇。最后,他决定独资也要在此地创业。之后,他顺利地筹集资金,

成立了“民权株式会社四川饭店”,开张的头三天,他采取全部免费招待的“促销手段”,一炮打响。从此赤坂四川饭店又后来居上,成为四川饭店企业集团的总店,陈建民当上了民权株式会社的董事长。他酝酿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业计划,先后在东京繁华区池袋的东武百货大楼14楼开设池袋四川饭店,在横滨东站大厦地下二层开设横滨四川饭店,在横滨滨柏百货大楼1 1楼开设滨柏四川饭店,在北海道首府扎幌百货大楼10楼和德岛百货大楼10楼开设了两个四川饭店分店。在这几个四川饭店或分店里起作用的人,一种是曾经向他拜师学艺的徒弟,让他们去当师傅。一种是他在日本的老顾客成为老朋友这类人,他们有财力建新楼后来邀请他开店的。在日本,陈建民开设的四川饭店多起来后,川菜厨师人手不够,他想到

了自己在香港等地的“同一个甑子舀饭吃”的厨师们,就一一把他们请到日本来。因此,在四川饭店集团内,形成了一个高水平的川菜厨师群体,也是使川莱能够风靡日本甚至享誉东南亚的重要原因。

                                 川莱香飘日本岛

    陈建民加入了日本国籍,但他仍然保留着华夏炎黄子孙的美德,他的四川饭店虽然在日本四岛像鲜花一样盛开,但他却发现那些家庭主妇们很少进入饭店品尝川莱,这本是日本“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的历史习俗造成的。陈建民为此立下一个愿望:“一定要把中国莱,尤其是其中的川菜美味让所有日本人,特别是家庭主妇们都能尝到。我愿意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大家”。他的夫人(此时已按中日两国风俗改称“陈洋子”)自然非常同情日本

妇女,她说“普通日本人很难吃到地道的川菜,先生们因为公司的招待一般能吃到好吃的东西,他们的夫人却往往没有这种机会。”她极力支持丈夫的想法,一定要把川菜的烹调技艺传授给日本的家庭主妇们。1966年,陈建民经过筹划,在东京惠比寿创办了“中国料理学院”,自任院长,培训自愿来学的男女学生,让川莱在日本四岛吐蕊飘香。据统计,到1988年,在学院毕业的学生达一万人以上,他们分赴日本各地,有的还在香港、台湾、美国开设了四川饭店的分店,总计有分店四十余家。他为了让中国料理进入千家万户,还与NHK国营电视台合作,开办“今日料理”专题节目,由陈建民主讲中国名菜,因为他脸上经常挂着快乐而又和蔼可亲的笑容,以及风趣幽默的比喻解说,受到日本人的特别欢迎,被称为“长寿节目”,不少观众写信给电视台,要求重播陈建民烹饪川菜的节目。这样一来,陈建民和四Jll料理在日本真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了。后来,日本出现了一句流行话:“没有陈建民便没有麻婆豆腐”,就是由于陈建民在各电视台表演川莱烹调技艺受到广泛欢迎而得来的。同时,这味四川麻婆豆腐在日本还被加工成保鲜罐头食品,畅销日本列岛,并远销世界各地,陈建民在日本成了中国料理权威,麻婆豆腐大王,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先后有日本食生活文

化财团颁发的“食生活文化赏”金赏,东京都知事颁发的“最优秀技能赏”,日本劳动大臣颁发的“卓越技能”奖章,原自民党总裁、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感谢状”等等。

少小离家老大回

    19729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会见,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这对远离祖国和故乡多年的陈建民来说是一次喜讯,然而由于中国还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很难与祖国的家人取得书信联系,思国怀乡之情也只能藏于心中。至到197810月下旬,机会终于来了。中国邓小平访问日本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田中首相通过外务省邀请陈建民为首相在赤板四川饭店宴请贵宾主厨。事前,他获悉邓小平是四川老乡,决定冒昧请求邓小平接见。宴后,邓小平果然接见了他,并对他在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表示赞扬,他最后就提出了希望祖国帮助他查找亲人的愿望。后来有关部门做好了这项工作,并且让他的女儿陈高蓉去了日本探亲。1980年,陈建民以日本一个正式代表团副团长的名义访问祖国,和女儿一道专程回到宜宾,并把在富顺李桥老家的姐姐接到宜宾地区招待所。在宜宾,他特别拜访了40年前真诚帮助过他的老师兄。因为时间和其它原因,这次没有回富顺李桥裔胞之地祭祖探亲。   

1983年,陈建民偕夫人陈洋子和儿子陈建一再次回祖国,并专程到富顺李桥老家探亲祭祖。四川省外事部门对此十分重视,特派专车由侨务处处长赖荣辉全程陪同进行高规格接待,富顺县则由常务副县长刘明修、秘书何国体专门接待。陈建民女儿高蓉的丈夫是富顺中石乡第二小学的老师,也随岳父母、妻舅一起参加,他()们受到富顺县政府的热情接待,并乘车远赴李桥乡,又坐两乘滑竿到他父亲的墓地拜扫。

在李桥乡,陈建民受到乡政府的热情接待,还受到一百多位亲属的欢迎。陈建民十分高兴能在近半个世纪后与大家相聚,特别一家一家地和亲属合影,由夫人陈洋子亲自拍照。他还委托乡政府在餐馆办了十多桌酒席招待众乡亲,让洋子用日本话代表全家致词,自己当汉语翻译。洋子讲了“我也是半个李桥人”等富有感情的话,引起众乡亲热烈鼓掌。在李桥乡和区所在地板桥镇街上,人们听说陈建民从异国回乡探亲,几乎是万人空巷似地涌上街头一睹他和洋子的风采,他俩对乡亲们的热情十分感动,一路挥手鼓掌向乡亲们还礼。陈建民真正感受到“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喜悦,洋子则深深认识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

终身学习令人敬

陈建民的一生,可以说是学习的一生。他为了在日本推广以“川菜”为主的中国料理,总是孜孜不倦地琢磨如何提高厨艺,总是虚心地向同行切磋讨教。他认为,老家四川才是川莱的发祥地,因此他每次回四川,总是要向同行学习,从不以行家里手自居。笔者曾了解几件鲜为人知的事件。

1980年,陈建民第一次回祖国并到宜宾探亲,住在宜宾地委小招待所。招待所的厨师刘克俪为陈建民一行主厨,两人很快成了朋友。陈建民对每一道莱都要询问个仔细才罢休。同时,他也向刘克俪介绍他做的菜的工艺。陈建民有一个习惯,遇到相处的同行,他除了交流烹饪技艺外,还要赠送小礼品作为见面礼。1 983年,他回富顺老家探亲,富顺县人民政府特邀县内三位名厨倪素文、马万银和中央化工部属展光化工研究院的厨师主厨。宴席中每上一道菜,他都要详细询问菜名、做法,还要拍了照片后才品尝。餐后,他又与三位同行交谈厨艺,并向三人赠送礼品。就是在比较偏僻的家乡李桥镇上接受宴席时,也同样要“每菜问”,对乡村传统莱“乌鱼片”和“酸菜胡豆瓣汤”大为赞赏。他详细询问后,知道酸菜是特地从山上一位老太婆家选用的时,很是感慨地说:“如果李桥的咸菜能拿到日本,不知会赚多少票子啊!”他对富顺豆花也十分欣赏。每次回成都,都要去玉龙街品尝“陈麻婆豆腐”,并在大门前留影。

除了回乡探亲时学习厨艺外,陈建民还专门组织人马回四川学习“川菜工艺”。那是19855月,他偕夫人陈洋子及随员10余人返川,这次不是探亲而是学艺求师,因此,只在成都停留。经过四川省有关部门的安排,于18日到广汉县房湖公园莼香餐厅取经,拍摄川菜电视专题片。那天,莼香餐厅全体人员对日本同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厨师们制作了精美的“棒棒鸡丝”、“菊花皮蛋”、“刨花窝笋”、“麻辣牛肉”、“苕淞”等莱肴。陈建民的随员用摄影机录下了浓吞扑鼻、如花似锦的一盘盘佳肴。看着看着,陈建民情不自禁地上厨操起勺来,做了“蒜苔鸡丝”、“金钩冬笋”等几道川菜,他那娴熟的烹饪技艺,受到了餐厅主人们的交口称赞。

宴席上,陈建民盛赞各道莱肴的色、吞、味之美妙,特别对其中两道菜倍加赞赏:一道菜是匀薄如纸、晶莹似玉、脆嫩爽口的“刨花莴笋”的刀工实在精湛;一道是色泽金黄、酥松味美的“苕淞”的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他很动感情地对随员们说:“过去你们在日本吃到的‘川味正宗’,不算是正宗川味,这里的莱才是真正的川味正宗!你们要虚心学习啊!

陈建民从1980年回乡探亲时算起,已是60岁高龄,以他的烹饪技艺水平,虽不说登峰造极,在日本也算得上是技压群雄了,可是他仍然虚心学习,精益求精。他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通过学习实践,不断提高,还出版了《中国宴席》、《中国烹调技术入门》、《中国家庭烹调入门》、《四川菜谱集》、《麻婆豆腐》等多种书籍,在日本的主要电视台主讲烹调技艺并深受观众欢迎,获得了日本政府的诸多奖励。所有这些成就的得来,都是与陈建民“活到老、学到老”、锲而不合的奋进精神密切相关的。陈建民可以说是终身学习的榜样。

 

 

十三、为富而仁建文庙——肖永升

肖祥祝  肖慈旭

    肖永升,字平斋,祖籍湖南,四川富顺县童寺镇人。永升先生排行第三,世称“肖三公”、“肖三三”。他“少读史书,长闻家训”,勤奋学习,积极向上,府试贡生,后为监生,诰封(皇帝的封赏)朝议大夫。永升先生约生于清乾隆27年庚辰(公元1762)828日,经嘉庆、道光、咸丰四个帝王时期,殁于成丰六年丙辰(公元1856)正月十五,享年九十四岁。

    永升先生经商有道,致富有方,成为富顺、川南首富。他德行高尚、独资重建富顺文庙,据说还在兴文、纳溪、合江、长宁等县独资建文庙,为富顺、川南才子之崛起做出了贡献:他组织并参与肖氏族谱的编纂工作;他出巨资修建肖氏宗祠;他好善乐施,办义校,行义医,摆义渡,至今被传为佳话。

    一方沃土,养一方贤士。永升先生是富顺这块沃土上培育出来的一位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是川南乃至四川著名的历史人物。不少书刊和民间传说,把他作为一个传奇式人物来描绘。他确是一位德高望重、深受人民爱戴和敬重的真实人物。

                              诚信经商致富有道

    “明末清初,四川遭受战乱兵祸达16年之久,顺治16(公元1659),清王朝统一四川,民之存者百不一人,若能全家者,千万中不见一也(公元1993年《富顺县志>)。康熙二年丈亩编户,全县只有166户,988人。清王朝为恢复农业生产,疗治战乱带来的创伤,从顺治末年起在全国实行《督垦荒地劝征则例》,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人民纷纷前来开发四川,史称“湖广填四川”。

    康熙49年庚寅岁(公元1710),为响应康熙皇帝开发四川的诏令,永升先生之祖父宗捷公与兄宗耀公、宗辉公及弟宗前公四兄弟携子、侄4 O余众从湖南宝庆府(长沙)邵阳县一都泉塘徙川叙州府(宜宾)富顺县下东路邓家垮(现中石乡松林村)落户。在“重农桑”,“男耕女织”,辛勤劳作下逐渐发达起来。百多人的大家庭和睦相处甚是兴旺。为让子女读书,在邓家垮左侧修了学堂。永升先生之父祖成公,文才出众,被清王朝“敕封儒林郎”(管教育的

)。在书香门第的熏陶下,在两代老人和肖氏大家庭的关爱下,他与兄永高公,饱读经史,聪敏睿智,且品行端正,学习优秀,府试均为贡生,永高公为“候选州同(相当于副级州官)”,在外为官:永升先生后被清王朝诰封“朝议大夫”,在家乡守祖业,经营田庄及手工业作坊。

    肖氏家族除“重农桑”外,还经营酿造业,如煮酒、碾米之类的小作坊。永升先生在送酒送米去自流井盐号时,知拉卤水车的牛易患“牛瘟病”,少不了“怀胎草”。回到家中,便把水田全部栽上酒谷,等秧子封垄后,叫人拦腰割下,不久秧茬上长出秧苞笋,含苞抽穗,即是“怀胎草”。时年正遇盐井大犯牛瘟,他叫人把“怀胎草”割下,挑到盐井去卖,故能以治牛瘟的稀少之物贵价销售,此项远比纯种稻谷收入高。

    有了钱加上多年积蓄,从盐井以厂价购进大量食盐,雇请船队运盐沿沱江而下,经泸州,过重庆,达武汉等码头批发,几趟下来收入可观。为长久计,在地方官员的允许下,又在沿江各重要码头建立了盐号,委派可靠之人经营,获利颇丰。

    通过调查研究,永升先生又往南溪、江安、古宋、兴文、长宁、叙永等地贩运自贡井盐,并相继建立了盐号,回来时带上山货以销本地。经过几年苦心经营,永升先生便已发富起来,除了在各地置办田产2000多石外,还把剩余资金全集中起来再投资,进一步扩大经营。

    永升先生每年都要亲自坐船沿江而下,视察各盐号状况并了解当地行情。隆昌盛产麻布(夏布),而江浙有的是丝绸却没有麻布。永升先生便专为此事与杭州绸缎老板取得联系。运隆昌夏布去苏州,让绸缎老板批发或代销i又将江浙绸缎溯江而上由自己经销,以达互惠互利之效果。故此隆昌麻布在江浙驰名,蜚声中外。这样一去一来促进了沿海经济与内地经济之互补,也促进了川南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至解放初期,肖家绝大部分家庭都在种麻、编织麻布。至今代寺、童寺一带绩麻的远比其它地方多。可以说,永升先生对促进中国民族手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景德镇陶瓷”驰名中外,而富顺没人经营,永升先生抓此良机,运盐或运麻布的船队顺江而下,返回时满载景德镇陶瓷或绸缎溯江而上,除在各地有盐号的码头进行批发外,剩下的便运回富顺,并开了间“景德镇陶瓷店”和一绸庄。他诚信经商,重信誉,且童叟无欺。在其苦心经营下,生意十分红火。

永升先生跨地区,跨省市的长途贩运和经营,在180多年前可算是全国罕见。可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个既有经济头脑又善于经营的早期经济实业家。由于收入可谓日进斗金,终于成为富甲一方的士绅。

平抑米价解救饥民

据《富顺县志》载:“清宣宗道光二年(公元1822),雨雹,人畜房屋多被损伤”,“清宣宗道光四年(公元1824),二月初一,大冰雹,损坏房屋甚多,五、六人合抱大树均吹折”,“夏大旱”,“五年(公元1825),天旱,收成不及四分。”自公元1822——1825年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给富顺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米贵如油,饥民甚众。在这危难之际,永升先生于公元1825——1826年与四川、湖南、湖北等地方官员联系救灾事宜。是年两湖稻谷丰收,在当地政府官员支持下,永升先生以比当地市场价高的价格,大量收购大米。100余只救灾大船,在清政府官军的押送下,浩浩荡荡驶入四川。由于饥民太多,兜米、抢米事件时有发生,于是永升先生采取了一个独到的办法,在当地官兵维持下,在街头先施稀饭,后施干饭,说明救灾意图,保证有的是大米。饥民感恩戴德,与地方官员一道维持秩序,然后船队再抵达码头,以低于市场价的平价米就地出售给灾民。这样如法进行,卖完了米的船又返回运米。据老人讲:当时长江来往的船只都是萧三公的救灾船。永升先生的库银用完了,便与两湖政府协议,秋后送银过去。因永升先生已声名显赫,看在他救灾的热忱上,当地政府支持他救灾后再付余款。船队溯江而上,到了富顺,银两已是用船装载,再由官兵把银两押送到县衙代为保管,待洪水季节后再运往两湖,还清欠银。这次救灾壮举,既救了乡民,又平抑了米价,缓解了灾荒,又使两湖屯集的粮食得以销售,受到几省市官员的褒奖,更深受乡人的颂扬。清政府诰封肖永升为“朝议大夫”皆由此出。

好善乐施德誉四乡

永升先生好善乐施,德誉四乡,至今被传为佳话。

沱江河流经富顺,两岸人们来往通商靠船联络。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永升先生购买渡船十二只,在县城东门、大南门、小南门为过往行人免费义渡。后相继在邓关、横溪、赵化、大城、怀德、长滩等地修建肖家码头,并购买船只免费让过往行人渡江。他在富顺城关丁海乡(原共和乡)观音岩等地购置田产250多石,将收入作为维修船只和船工工资之用。此义举由其后代一直延续到1949年,现赵化镇肖家码头仍依稀可见。

在永升先生修谱制定的《家训引》中有“严禁欺孤寡”一条,为善待孤寡老人,他做出了榜样。他专门安排人对孤寡老人生活困难者发放米牌,每月每人1——4块不等,可到指定地点免费领到大米;还发有钱折子,得折子者于每年FJ二十、六月二十、九月二十、腊月二十到指定地点领取救济金。后由永升先生第五代嫡孙顺琛公(孟文)实施,这一义举一直持续到1949年。

永升先生为培育人才,在住地童寺镇墨香垮左侧建一学堂,取名“端蒙馆”(启蒙学堂),聘请优秀“夫子”执教。凡肖氏贫困子弟或乡里贫困人家子弟均可免费入学。“端蒙馆”大门两边石柱上刻有醒目对联,上联:“与弟子讲明孝道”;下联“为国家培育人才”。现下联尚存。此义举使肖氏、肖氏后裔和乡里贫困子弟受到了良好教育,为国家培育了不少人才。解放后,人民政府把墨香垮所在村取名“墨香村”,意在记住这位先贤。

永升先生还在墨香垮左侧修建一药铺,雇请医生看病、抓药,肖氏宗亲及乡里贫困人家可免费看病拿药,深受乡民赞誉,现尚有遗址可考。

                        持家有术训育有方

肖家是一个大家族,永升先生当这个家,经过艰辛努力,富裕起来了。怎样才能永远兴旺发达,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在他制定的《家训》中有“尚节俭”一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则俭之道矣”。先生常嘱儿孙勤俭节约,不可奢华。子侄读书,必须在学堂内住宿,免得父母娇惯;家人有病必须住公共病房,以免装病;全家妇女(包括女、孙女)都必须学会操持家务,做饭做菜,学会绩麻纺线织布等女工活;不论男女均要学习文化,以求发展。

永升先生把一生的积蓄主要用于修文庙。除做善事义举外,还与子侄一起先后修了三大寨:老寨、栗寨、清平寨;十湾:肖大湾、清心湾、德馨湾、合浦湾、墨香湾、灵芝湾、代江堰、半张园、荫林馆(男生学堂)、凤林馆(女生学堂)。人们说:“肖氏三爷好厉害,九里十湾三大寨”一点不假。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其后代能各守其业,放手让其经营和发展。在永升先生看来,要为儿孙“造福”,而不是“求福”。“求福”者是留下一大笔遗产,这样后代不思进取,会滋长奢糜之风而危及后辈;所谓“造福”者是培养后代德行和能力,让其去发展,去创造,以至永远。

身教胜于言教,“富顺才子内江官,有钱要数肖三三”,这话不假。有人会问,富甲川南的士绅一定是妻妾成群?非也。永升先生洁身自好,与原配夫人刘氏始终如一,白头偕老,共同度过了峥嵘岁月。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很有钱的人家,能做到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堪为后世之表率。

在良好家风教育下,肖氏这个家族兴旺发达了一个多世纪。解放前,肖氏后裔中不少人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不少人参加了地下共产党,为解放中国做出过贡献;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培育下,承先祖之美德,奋发向上,不少人为新中国的建设,在政界、科技界、教育界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专家、教授、学者甚多。这也是与永升先生制定的《家训》和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慷慨解囊重修文庙

富顺文庙始建于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是祭祀孔子和创办官学之场所,经历宋元明清21次修茸。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富顺知县邓仁坤以文庙年久失修,亟待修茸,特请肖永升等县绅商议培修事宜。肖永升认为文庙关系富顺‘文章风水’,是桑梓教化之所,慨然请由个人捐资重建。当年就原址拆除旧庙,派人赴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取回孔庙图纸,令子侄到雷波县山区运回梁柱巨木,并向江西景德镇定制琉璃瓦,亲自督工修建,共历经四年多的时间,耗资三万二干余串(合银三万余两)”。新建成的文庙“殿宇巍峨,工艺精湛,闻名川中”(均据《富顺县志》)。为百年计,永升先生还捐田产700多石(县东湖镇福源灏附近)作文庙岁修和办学经费之用。

富顺文庙位于旧时县城中心,为“坐北向南的宫殿式建筑群”,由棂星门、戟门、大成殿、崇圣祠、敬一亭之中轴线前后排列,左右两边对称的排列着东厩、西厩和名宦祠、乡贤祠,占地面积六千多平方米。正面临街,红墙上书有“数仞宫墙”四个大字(现为江公十八代孙,已故书法家萧尔诚补书),左右由“圣域”、“贤关”门进出。整个庙宇围墙环抱。进入庙宇,16根高大石柱映入眼帘,这是棂星门,刻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八个大字。文庙内有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东厩西厩均系琉璃屋面,斗拱飞檐,绚丽璀璨,雄伟肃穆。大成殿内正中是孔子塑像,两边是孔子高徒四配、十二哲的塑像。崇圣祠位于大成殿后,立有孔子塑像,下设课桌是学生读书求学之处。东西两厩有孔子弟子七十二贤的塑像,以鼓励学子奋发向上。文庙内泥塑、木雕、石刻比比皆是,有形态各异的游龙、飞凤、。花草、虫鸟,均十分逼真。其色彩斑谰,栩栩如生,真可谓巧夺天工。富顺文庙布局合理,气势宏伟,殿宇巍峨,工艺精湛,具有我国南方宫殿建筑的典型风格,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而闻名于四川和全国。

富顺文庙于1980年由省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富顺文庙规模宏大,建筑精美,保存完整,为不可多得的文物建筑珍品。”1996年自贡市教委把富顺文庙确定为社会主义教育基地。2001625日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富顺文庙是永升先生为富顺桑梓建立的教化场所,对培育莘莘学子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他为富顺才子之崛起作出了贡献,永升先生的名字将与富顺文庙同辉。

修寨建堡抵御骚扰

1840年,恰逢社会动荡之际,永升先生决定在家乡原有老寨基础上,相继建立“栗寨”、“清平寨”,三寨成畸角之势,以保一方平安。

据老县志载:“栗寨,距城七十里,距童寺场不及半里,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肖永升建,墙高二丈余,厚不及一丈,垛口二百有余,碉堡十八座,水池一,砦门二,周里许,与场联局势唇齿。”东门门口石刻对联:“路逢棘道也须避,地是桃园便可居”。北碉石刻对联(向余山庄门口)“红尘客作白云客,山里人为世外人”。两联大意为:时逢乱世,虽桃园可居,住在山村里却忧天下事。足见他忧国忧民之思想。解放后辟为果园,现残垣断壁依稀可见。

“清平寨在童寺保内,距场四里,咸丰五年(公元1855)肖永升建,墙高三丈余,厚约一丈,垛口三百有余,内外大小碉堡共十余座,水池三,砦门四,周二里许”(老县志载)。去年去清平寨查得一大石碑,用楷书刻有建寨碑记,建清平寨历时四载(公元1852——1855),耗资2万余银。当时永升先生健在,用其子承赋公、孙之敬公的名义刻碑以记。碑文中叙述建寨目的及作用:“防祸烈于未然”,实为防“广湖云扰”,而“修砦练团”以“取清吉平安无祸”之意名“清平寨”。

从历史的角度看,三座寨堡的建立,对防范“广湖云扰”和“抵御骚扰”、保一方平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十四、富顺巨商钱梓材

樊小华

    本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富顺县城有一位被人们称作“油业大王”的巨商,他就是钱梓材。钱梓材做过富顺县油业公会理事长和县商会常务委员,业务遍及泸州、重庆、内江、上海、武汉、天津篝大小城市,鼎盛时期资本达一亿二干多万元。解放前夕,在重庆购买过许多黄金。曾由于法币贬值、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蒙受过上千万的巨大损失。但仍未伤元气,解放时依然是一个头等大商。钱梓材出身贫穷。钱梓材说“论家庭,我出身贫雇农;论文化,勉勉强强读过几年私塾百家姓而已;论势力,祖祖辈辈无一官半职。他的发家史,充满了坎坷。

    钱梓材1909年出生于狮市黑市场(今骑龙镇),弟兄姊妹六个,他排行第二。父亲本是老实厚道的农民,随着子女的成长和各种天灾人祸的降临,光靠种庄稼实在难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所以,他到自流井等地挑盐卖,赚钱以补家用。时隔不久,钱父因病去逝,家里断了经济来援,一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

    贫穷的生活养成了钱梓材勤劳俭朴、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性格,使他在以后的经商生涯中身体力行,临险不惊,抓住时机,准确出击,虽经波折而立于不败。

    1922年,钱梓材13岁,由姐夫托人介绍到富顺县城西门外利厚长龚权廷门下学做面。四年满师后,被师傅看中,留在面房里当先生,取得了出去跑街的机会,开始涉足生意买卖。1929年,钱梓村帮老板买麦子,老板认为买得太贵,将他解雇。钱梓材回到家中,内心非常苦闷。“穷则思变”,他痛下决心,暗蓄力量,立志要“三十而立”。

    钱梓材拿着母亲交给他的一个值200个钱的铜元和从乡邻那里赊的一头黄牛,进城约邹述安合伙租得西门外陈怀远的面坊及全套工具和铺面,组成“聚义祥”。凭着学得的手艺和起早贪黑、勤劳苦作的精神,不到两年,钱梓材分得盈利200多吊铜钱。

    接着,钱梓材利用那200吊铜钱迁到西门外租佃胡子成的铺面五大间,开始独自经营油、酒、面、杂品商店,取名“复聚祥”。   

    200吊钱的资本经营油、酒、面这么大的企业,钱梓材顾了本钱顾不了周转资金,他又想出以下几种方法集资:

    一是邀会:在亲朋好友中邀会,每人20吊钱,他收头会,以下按月抽签还本。这样他便有了一笔可观的资本。

    二是向街坊四邻贷款:当时街坊中有款放贷的人家不图高利,只图稳当。由于钱梓材在西门外一条街中经商信誉很好,人们都愿意将款长年存在他那里按月取息。

    三是给农民加工油菜籽和红高梁:农民送来原料加工,然后以油、酒、面等产品交换,这样既扩大了原料来源,又节约了周转资金,做到了农民与商家互惠互利。

    四是先收款定期交货(产品)和先进货(原料)定期付款。

    正因为钱梓材采取了以上措施,他的油、酒、面三坊得以全面开工。作坊管理人员不够,他就举家迁入城内共同生活,共同照料作坊事宜。资金充足了,人员也得力,所以钱家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兴隆,不几载就跃居富顺油酒大商家的前三名。

    钱梓材只粗通字墨。他认为,要做生意,特别是要做大生意,再聪明的头脑没有知识武装是不行的。他平时特别注意学习,看各种书籍和报纸,了解富顺以外的世界。他坚持练字和写日记,专门到富顺印刷厂印了“三联单”(在同一张横幅纸上分三行,右边写小字,中间写大字,左边写日记)。这种“三联单”用牛皮纸做封面,在家中堆积如山,他手下的每一个职员,包括派驻外地的职员都必须写,每月向钱梓材汇报。正是通过学习,使钱梓材意识到不能局限于富顺这块小地方,必须到广阔的外部世界去闯荡。

    从四十年代初期开始,钱梓材把富顺的生意全部托付给弟弟钱伟绪,向内江、泸州、重庆、武汉、上海、天津派驻庄客,拓宽经营范围,广开生意门路。他以电话为掌握信息的重要工具,哪样赚钱就经营哪样,哪里的市场赚钱就把资金投向哪里。这样,钱梓材通过电话,每月召开的各庄客联系会议,形成了一盘棋。钱梓材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通过他自身的努力和与众不同的管理实现的。

    总的说来,也许能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到他发家的轨迹。

    一、用人的艺术

    钱梓材用人,只讲究一个“能”字,即使是亲戚,到他手下帮工都必须经过严格考核。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平时按钱的要求做,把生意经营起来,到时把帐目报清楚,具体怎样做生意、怎样想办法、怎样推销货物,钱梓材一概不管。一个门市部一般只有三、两个人,由钱梓材任命一个小组长管理,小组长负责召集开会和分配工作。工作一旦分下来,就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尽情地施展才能,只要不偷不赌不乱来,钱梓材也没有得到有关你的劣迹的报告,考察你的结论令人满意,他一般是不过问你的。这样,大家觉得既严格,又宽松,干起活来特别卖劲。

    授人以权,给人以利。学徒中的佼佼者,在掌握了一定经营方法以后,钱梓材就委以重任(经理或会计),放他去独挡一面,每年年终召回总号述职。

    二、管理有方

    钱梓材为了把自己的的生意搞成众志成城的壁垒,运筹帷幄,采用了先进而严格的管理手段。首先,他让凡是有经营能力和发展前途的职员都入股成为小股东,参加年终分红。这样,钱梓材手下几乎每一个职员的切身利益完全与生意的盛衰挂起勾来,没有不尽心尽力的。一般职员,在每个节气和年终,都要从钱梓材手里直接得到一个红包。包钱的多少,是钱梓材根据平时考察私下定的,比较公平,使职员们尽职尽责。另外,他还给职工加发两月工资,允其将此款入股分红。这样,既把工人的利益和老板的利益融为一体,又扩大了资金来源,极大限度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其次。伙食方面极尽照顾,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这招对出身农村的职员效果很好。第三,关心职员。职员生病、死亡、结婚,钱梓材亲自操心操办。过年过节,职员回家,钱梓材要亲自过问带点什么东西回去,如果说没有带的,就叫在店铺里拿。第四,为了解除职员的后顾之忧,钱梓材还出钱在黄葛乡荒田给职工买地。他还允许职工将家属接到柜上同住。职工的子女需读书,也允许其住在柜上就近读书,待遇与自己的子女无区别。这些措施加强了劳资间的精诚团结。第五,采取了以上善待措施后,每个小股东和职员都必须忠于职守,勤恳上进,绝不许偷奸耍滑,也绝不容许沾染吃、

喝、嫖、赌、抽等不良习气。给生意造成损失的,无论是谁,都必定受到严肃处理。

    三、勤俭持家,以身作则

    钱梓材的信条是“少动口,多动手”。勤劳的习惯是在农村生活养成的,他虽然没有多少站柜台的实际知识和经验,但他对一切工作都勤检查、勤督促,他开面房,面粉需求量很大,昼日夜晚都在用两个大磨子推,钱梓材好象没有瞌睡似的,一会又来看一遍。烤酒时,他要亲自检查酒出完没有:榨油,他要亲自看看油榨干没有。长期以来,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手一摸就知道。所以,要想偷工减料的人根本没有机会。站柜台的也不敢偷懒、不敢怠慢顾客,说不定什么时候钱梓材就走来了,要是发现你没有用心,挨骂是轻松的。

    贫穷的过去造就了钱梓材简朴的品质。他一心想的是如何发财,总是节衣缩食。他的穿着十分随便,从没见他为节日添制特别的服装。他从来不抽鸦片,认为那太浪费钱。他常常教育大家:“找钱犹如针挑土,用钱犹如水推沙。”

    在钱梓材的要求下,他的母亲、内人、弟媳身上没有丝毫涂脂抹粉的痕迹,没有珠光宝气的表现。

    钱家的后人无一般少爷的待遇,主要任务就是读书,绝对不能特殊,而且一律从小离开父母到外地去随号上的庄客管教以释其优越感。钱梓材自编治家家训,同朱子治家格言一起挂在堂屋内醒目的地方令孩子们朗读、背诵。年终过节开家庭会是钱家的制度,大袅议家务,小孩汇报学习情况或演讲。年终施米时,小孩们要带一定数量的米票散发给就近的贫寒者。家庭经济严格与柜上收支区分开来,绝对不许家庭成员从柜上拿钱拿物。

    四、信息第一

  钱梓材家是富顺城内最早安上电话机的家庭之一。

钱梓材每天早饭后都要到大南门“大和号”茶馆吃茶。这里是各种信息集中的地方,他了解行情,回家后就向各庄打电话,询问那里的情况。这种电话每天都打,有时还打两三次。如城里什么东西已经涨了价,而有的地方还没有涨,钱就命令立即收购这种东西,然后自己去找买主。每个季度要开一次股东和各地庄主会议,会上除了检查“三联单”、公布帐目、分析形势、进行奖惩、安排工作外,最主要的是集中信息,展望市场,确定经营目标和方向,商讨对策措施。这种会议,各地的信息都收集起来了,对以后的生意该怎么做起着重要的指导调节作用。

  钱梓材了解到外部世界的发展后,为了壮大自己,逐渐把眼光投向外地,先是内江、泸州,后达重庆、成都,再至武汉、上海、广州,1945年,钱家的经营中心转移到重庆,由座商转为行商。

  解放后,钱梓材兄弟两见天津是全国大商埠,前途远大,便应朋友苏学伊、刘子荣之邀,携款北上,在天津开设万税行购销油业。

  五、经营手段灵活

  钱梓材经商的时代,我国处于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时代,经营什么、怎样经营是没有人过问的,好歹只看经营人的水平而定。钱梓材常说:我们的经营思想就是赚钱,只要有钱可赚的东西都卖。所以,他除了经营油、酒、面而外,还经营粮食、布匹、洋油、洋纱等等。钱在外地开设的钱庄多,哪里的货合适就在哪里买,把油酒或粮食运出去,换回洋油洋布。富顺当时只有土布卖,洋布运回后,为了扩大影响,钱梓材采用了更为灵活的经营方式。他手下的职员都学会了卖布,服务态度相当好,而且耐得苦,背着布满城转。

  六、广结善缘

  旧时的商人为了赚钱不择手段,投机取巧,心狠手毒者多。钱梓材不同。他虽然也以赚钱为宗旨,但从来不赚黑心钱。他经常告诫职员们:不要做整整生意,赚钱只能靠才干靠信息。钱梓材笃信:心里有个活菩萨,走遍天下都不怕。他普施恩惠,广结善缘,在西门一带名声很好,人们都喜欢到他这里来买东西。

  七、临险不惊,绝处逢生

  1945年日本投降后,法币贬值,通货膨胀,全国商业一遍萧条,钱梓材库存的大批桐油、洋油、酒、糖、木材等物货都卖不出去,资金周围不灵,负债累累到了倒帐的危急关头。钱梓材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毅然决定“站起”倒帐。他忍痛办了几十桌酒席,把大小存钱户数百人请到家里大吃一顿。席散,他宣布决定,向大家说明自己的艰难处境。他说:各存户的存款只还本不付息,从现在起分期付给,到时来拿,希望大家谅解。

  此后,钱梓材认真总结了经验,力图重振旗鼓。他用西门三元  官五间铺面、后院、油酒面作坊、住宅、邵湖大夫第及荒田的红契、地契作抵押,并出人力股,与自贡大盐商张荣村、绸缎商罗淑良合伙建立“协心祥”经营油、酒、面业。由于经营有方,钱家很快再次兴旺发达起来。

  内战起后,物价猛涨,钱梓材积压的所有实物成了紧俏货。这下,他真正地发了财。

   注:此文根据赵亨富口述和钱梓材所写材料整理。整理时参考了<富顺县私营工商业志》。

 

 

十五、棉花专家唐高远

王万堂

    唐高远,字显之,1910年生于富顺县兜山乡,中共党员,新疆八一农学院教授,棉花专家,中国棉花学会理事。1981128日病逝于新疆乌鲁木齐市。

                           接受进步思想投身革命洪流

    1928年春,唐高远毕业于富顺县立高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县立中学。县高教师、共产党员陈泽煌便选中县立中学开展党的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这时,唐高远开始授受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不久,经陈泽煌介绍,他和黄维德等同学一道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富顺地区首批团员。随即,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富顺特支,唐高远任宣传委员。在陈泽煌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在县中组织了以共青团员为核心的学生会,并积极开展学生运动,捣毁国民党右派县党部、寒署假组织学习宣传队下乡等。这些活动促进了富顺、自流井地区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发展。唐高远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为了宣传时事政洽,报道北伐消息,介绍工、农、学运情况,学生会主办了《晨曦》壁报,每周星期一出刊,唐高远任主编。

  大革命失败后,富顺的学生运动正向前发展,自流井盐区(当时属富顺管辖)3所中学,需要加强力量。1928年春,唐高远受组织派遣去自流井搞工运,并转学到自流井中学,与他同时转去的还有陈仲(君实)。当时,自流井中学是个“空白点”,唐高远去后,按照组织的部署,在学校积极发展组织,成立学生会,联合富、荣、威3县成立学生联合会,并担任主席。随后,在何昭文(即郝谦)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学生运动,以配合红5月盐区大罢工运动和宣传、声援工运。有一次,唐光远带领同学去捣毁了中堂井女子中学(教会学校】,闹得声名外扬,警备部准备抓他,从斗争策略考虑,组织上要他缓搞学运,重点转入搞工运。于是,唐高远以全副精力舞忙于上、下两个盐厂和附近一些地方。1928年夏,党组织根据他在斗争中的表现,批准他由团转党(当时称为升学),直属川南特委领导。转党后,他仍然搞团的工作(也分担一点党的工作),并继续搞学运。这年终,为加强省城学运领导,组织派唐高远去成都。他考入成都公学取得学生身份后,参加了省学联的工作,受学联党组织领导。在那里是定点工作,垂直单线联系,不直接和外面联系,主要是搞校内学生会,改组原校友会。但也参加校外部分大型活动,如1929年夏参加了成都市学联代表大会,以及包围省府秘书长赵香婉等。

  由于执行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成都党组织被破坏后,唐高远与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便离川去沪。

不图高官厚禄立志为国育才

    19314月,上海的党组织被叛徒出卖,党的很多机关被破环了。唐高远到了上海无法接上组织关系,难于立足,只好渡江到对岸南通,就读于南通大学农学院,1936年毕业于该校。1937年又结业于金陵大学农经高级班,以后一直从事农业教育工作。1940年,他负责筹办了四川省立阆中农业职业学校(后迁江油县)并担任校长。他办学十分注意思想品德教育,经常教育学生要热爱所学专业,他说:“当官发财,请走别路,好逸恶劳,休进此门。”他的品德和学识受到师生的深深敬重。1946年,教育厅调他去重庆国民党高级党训班受训,许以高官厚禄,被他婉言谢绝;1947年,教育部又调他到台北市任高级农校校长,亦被他辞谢。正由于坚信共产党,刚直不阿,不为名利所诱,不与执政者同流合污,宁愿下台也不跟他们走,唐高远被撤了校长职务还差点吃官司、遭毒手。为避免不幸,他只好再次离开四川,去江苏省立江阴高级农校任教,直到解放。在此期间,他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农技人才。

放弃优越环境投身边疆建设

    唐高远对植棉专业有很高造诣。建国后,他被任命为山东省农业厅技正,专门主持山东省棉花生产工作。1952年,调山东农学院,晋升为副教授。1953年他放弃在内地大学任教的优越条件,响应党的号召去到新疆,在八一农学院为新疆、为祖国培养农技人才,并从事棉花新品种培育工作。可是,在他发奋工作4年后的那场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蒙受极大委屈。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坚贞不渝,坚信党、坚信事实,从未停止过科学实验,毫不松劲地继续做选育棉花新品种的工作。经过多年的研究、试验,1958年,他培育成功新品种铁五棉(即农垦五号)1973年又培育成新品种系“73093”,为祖国棉花生产做出了贡献。在此期间,他注重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相结合,编写了《棉花栽培育种》、《经济作物栽培》、《粮食作物栽培》等多种讲义,为后人留下了他学术研究的心血和成果。除本院的教学科研外,他还兼任军垦高级干部培训班、县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的教学工作,新疆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军队和新疆培养了一批农技骨干。

潜心棉花科研八年海南育棉

    1973年初冬,62岁高龄的唐高远带着选育特早熟和早熟陆地棉新品种以及研究棉花资源的任务,从新疆去海南岛崖县农村。经过调查,他掌握了每年12月至次年2月,这里平均气温在摄氏2023度之间、月平均日照187小时、降雨不多等气象资料后,从播种、浇水、施肥、整枝,到摘花、轧花、考种装袋,他都一一亲自动手,整整忙了5个多月,到次年4月上甸,刚轧出的第一批棉籽运住新疆了。唐高远屈指一算,这5个来月,新疆的棉籽还在库房里沉睡着,而移植海南岛的“伙伴”却已繁衍了一代。同时,这里加代寄回新疆的棉籽,正赶上当地的春播季节,这样就把育种速度加快了一倍。在托运这批棉籽的当天,唐高远逢人便说:这天然大温室太好了!我们要好好地干下去!

    当唐高远对这个“天然大温室”的认识逐渐深化后,他的南繁科研工作便发生了质的飞跃。数年来,唐高远经常趁外出采购材料或联系工作的机会,到附近社队观察当地植棉情况。他发现海南岛各地的棉株中,具有早熟耐旱等优良性能的野生化农家品种资源非常丰富;他又联想到新疆以及各兄弟省区目前种植的棉花,不少是50年代前后从国外引进品种的后代,这些品种经过多年种植,混杂、蜕化现象相当严重,因而每年复壮老品种、选育新品种的任务相当繁重。另外,内地的棉花一般是春种秋收,海南岛却可以秋种春收,正好填补了内地育种时的空白。如能利用这里的优越气候条件,挑选一些优良的野生棉种,再从各省区收集一些性状较好的一年生或多年生的品种,找一块地方集中种植起来,进行有计划的选种配种,

建立起宿根棉资源圃。这样,就可以在统一计划指导下,于每年春播季节,及时给新疆以及兄弟省区提供有价值的育种和材料,以加快各地棉花育种和棉花生产发展的进程。这个美好的理想产生后,唐高远的工作兴致更高了,经过5年多的不懈努力,到1979年秋天,唐高远已播下300多个具有不同特点的棉花品种,初步建立起一个全国仅有的宿根棉资源圃。全国各地的棉花专业人员前往参观后,都赞扬他“为全国的植棉工作办了一件好事”。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也非常重视,特地拨了经费,支持他建立资源圃的工作。

    唐高远南繁科研8年,南下北返16次,本来按规定他可以坐软卧,但他仅坐了一次,还是别人瞒着他买的车票。他得知后批评说:“我们搞科研经费有限,怎能在车票上大手大脚,省下些钱来办更重要的事吧!

    19785月,他从海南岛回苏州探亲,老伴黄连珍看到丈夫满头银丝,动作迟钝,心疼地说:“年龄不饶人,你这样干下去身体会拖垮的,赶快找个年轻人接上班退休回家吧!”唐高远叹了口气,对妻子说:“十年动乱,耽误了多少人做贡献、出成果的时机,国家受

的损失太大了,我正因为晚年,就更应该充分利用有生之年,尽快把棉花科研抓出一点成果来。这些年,人确实很累,但是,想到自己工作的意义,也就容易忘记疲劳,我那个棉花品种资源圃搞出来后,对发展新疆乃至全国的棉花生产都有好处,就是累死了也值得。因为自己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没有白吃人民的饭。”这一席话说得黄连珍感慨万分,她感到丈夫站得高,看得远,说话句句在理。以后,每逢唐高远南繁路过苏州,黄连珍总是买一些猪油、豆腐乳之类,让丈夫带去改善生活,帮助丈夫在他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理想。

    唐高远无论是在艰难的岁月,还是向科学高峰攀登的路途中,始终把个人的工作同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以为边疆培养人才呕心沥血,为祖国棉花科研耗尽毕生精力的实际行动经受了党的考验。党组织也没忽略这位老教授的崇高愿望,1980年夏,唐高远又回到了党的怀抱。在这之前,1978年,根据他在教学、科研中所做出的成绩和贡献,被晋升为教授,并被选为全国棉花学会理事、新疆自治区科委经济作物专业组副组长。

    唐高远重新入党后,好似返老还童,干劲更足了。他在给故友的信中写道: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实事求是的,我又才重新复苏。但时不再来,大江东去浪滔滔,我几十年光阴虚度了,现已暮年,在日无多,能为党为人民贡献的日子无几矣f我当以此有生之年亡羊补牢,再竭尽忠诚为祖国人民尽添砖添瓦稀微之力焉。1981年元旦,他在日记扉页上写道:“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由于长期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唐高远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他预感到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因此夜以继日地奋战着。19816月底,他返回乌鲁木齐;7月,忙于南繁工作总结;8月,应邀去吐鲁番鉴定长绒棉;9月,抱病去安宁渠试验场指导生产。在返回的当晚,他终于卧床不起了。后经多方抢救无效,于118日逝世,终年71岁。

                                                          (编辑  卿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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