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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顺乡贤传奇篇一         ★★★ 【字体:
富顺乡贤传奇篇一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未知    点击数:8792    更新时间:2008-10-24    

富顺乡贤传奇篇一

一、黑煞神刘本

刘海声

刘本何许人

    笔者在研究富顺县的会馆时发现,各省的会馆都供奉着一位本省百姓共同敬祀的神灵,用以凝聚人心,其中,贵州省的会馆供奉的是位称为“黑煞神”的神灵,又称为“黑神”和“黑煞福神”。据贵州方志和民间传说,这位“黑煞神”竟是四川富顺县人氏。这使笔者大为吃惊,富顺区区一小县也,竟然有人在十五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40年代的400多年间,成为贵州百姓共同供奉的神灵,真该大书一笔。

    刘本,富顺县西部鼓井地方(现在的板桥镇)人,约出生于明朝宣德年后期(14301435),明景泰年间举人,明开顺元年(1457)年中进士,授贵州按察使,后晋升为京师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因疾死于任上。在富顺文庙的“乡贤祠”中,设有刘本的牌位。现在,富顺板桥镇一带还有刘本的后裔。

刘本缘何成为神

    刘本从一个人变成神,是怎么回事呢?

    从现在能找到的依据来看,似乎有些离奇。大体上类似“神话”。到本因病去世后的某年某月某日夜晚,明宪宗朱见深做了一个梦。梦见刘本穿着右都御史官服上朝奏本,请求朝廷对贵州人民的生活给予关怀,多给恩典福祉。朱见深醒后不禁大为惊奇,为什么一个御史大臣死了还来梦中向他为民请命?第二天,明宪宗找人了解刘本生前的情况,得知他在贵州时“多惠政”,办了许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于是就特别下了一道诏书,说明原因,封刘本为“荣禄大夫”,称“黑煞福神”,立庙祭祀。

    皇帝诏书一颁布,贵州各地(除遵义地区当时还属四川外)就先后建起了“荣禄宫”。老百姓因为塑像是黑脸,就简称为“黑神”。有趣的是,在明、清时期,不仅贵州一省把“黑神”当作“省神”来祭祀,连附近云南、四川两省的一些地方,也都建起了“黑神庙”。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黑神”是明朝四川富顺县人刘本,有的人还误以为是“铁面无私,不畏权贵”的包拯“黑老包”、或者说是驱邪除恶的黑煞神。上个世纪50年代前,宜宾城内栈房街青龙嘴金沙江畔的“贵州会馆”,因为供奉“黑福神”祭祀不绝,百姓还习惯叫会馆为“黑神庙”。

刘本“为民请命”探秘

    关于刘本给明宪宗托梦为贵州百姓恳求恩典一说,究竟是真是假,既不须也无法证实五百来年前的事实真象。笔者经过查阅历史,发现了一些原因,不妨写出来就教大家。

    一、贵州是云贵高原上的山区省份,耕地少,气候恶劣,物产不丰,老百姓十分贫穷,正如俗话说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二、明朝前期,贵州少数民族不堪忍受朝廷和地方的高压政策,起义暴动事件不断发生,遭受残杀和颠沛流离的人很多。如天顺五年(1461)湖广、贵州总兵李震镇压湘贵两省瑶、壮族起义军,追至广西就“俘杀数千人”。从明英宗到明孝宗40多年中,苗、壮、瑶等少数民族时有起义,当地官兵在镇压过程中,动辄“攻克数十寨、数百寨”,无辜百姓死伤无数。

    有了上面当时贵州的两大背景,再分析一下刘本当时的职责以及他的为人,就理出了一些眉目。这要从刘本所任的官职按察史和右都御史说起,按察使和都察院御史都是从唐朝初年开始设立的,主要职责是“考核吏治”、“弹举官邪、敷陈治道、审核刑名”为职责,以后名称逐代有变化,明朝建提刑按察使司,以按察使为一省的司法长官,类似现在的省高等法院院长。还带有监察考核地方官吏的职权。

刘本为人刚直、公正、廉明,在贵州工作期间,了解民间百姓疾苦,秉公纠正了一些冤假错案,因此史籍上说他“多惠政”,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所以,在公元15世纪60年代以后,贵州才会出现供奉刘本为“黑煞福神”的“省庙”,才会引起民间百姓的共识和认同。

 

 

二、一片丹心为人民的陈刚

何良义

    陈刚,建国后曾任中共内江地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省

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兼中央监察委员会西南组组长。19676月病逝。

                                      ()

    陈刚,原名刘家镇,号作抚。190611月出生,富顺县赵化镇土主庙陶家堰人。他幼年就读于富顺南区屏峰山九云寨小学,毕业后入富顺县立中学读书。1923年秋,陈刚转学成都叙属中学。在成都,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听了吴玉章等的讲演,在思想上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他积极参加罢课、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后来,他在向友人淡起这段经历时,曾说:“在成都读过不少书刊,对于《新青年》和创造

社的书刊,非常爱读,有时看书还熬通宵。”转学成都,是陈刚思想转变、倾向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24年,陈刚中学毕业后,当了一年小学教师。由于不满家庭包办婚姻,于1925年毅然离开封建家庭,与易光祀一同到北京考入中国大学。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中,陈刚经受了锻炼,开阔了眼界,接受了革命思想。19271月,经徐建栋、孙其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

    19274月,刚入党不久的陈刚被调到北京西城区委工作。不久,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传来,西城区成立了军委,隹备在10月组织武装暴动,陈刚任暴动总指挥。10月暴动未遂,陈刚等被捕入狱,因李勃海、关天佑叛变,出卖了狱中同志,并指供陈刚是暴动总指挥。陈刚立即被提审,他横眉冷对,正气凛然,一见叛徒关天佑出庭对质,怒火万丈,大骂叛徒无耻。他公开宣告:“我是刘作抚,共产党员,西区暴动部指挥,要杀就杀吧。”敌人耍尽花招,威胁利诱均告无效,最后判处陈刚有期徒刑12年。

    在狱中,陈刚团结狱中同志,暗中串连、组织越狱暴动。不幸越狱失败,只有郑润民、胡德芬二人脱险。他在狱中开展统战工作,同狱有一个冯玉祥部的旅长刘一凡,他用谈心的方式向他宣传革命思想,作争取团结工作,逐渐取得刘的信任。19285月,刘一凡被保释出狱,组织同志军热河先遣师,部队初建急需用人,刘一凡通过社会关系把陈刚等人保了出去。陈刚出狱后,同中共顺直省委取得联系,报告了出狱经过和先遣师的情况,省委决定派他们去这个部队工作。陈刚到先遣师后被任命为该师少校参议。他利用刘一凡的社会关系,又陆续营救了一部分同志出狱。

    8月,顺直省委通知陈刚和唐在刚去上海,由中央派赴江西苏区工作。陈刚在江西苏区先后任江西工农红军七十九纵队党代表,赣西南特委委员兼秘书长。1929年调江西省委任省委委员和特派员,负责巡视赣西南地区。

    处于革命低潮时期,党的活动经费万分困难。19308月,陈刚被中央委派为提款委员,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到各苏区执行提款任务,这是个担风险的艰巨工作。这一年的冬天,陈刚到江西苏区提款,把江西上交的千余两黄金首饰熔化成金条,装成九龙带,和交通员各自捆扎在身上,外罩棉袍,爬山涉水,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送往中央。途经赣西富田,碰上了富田事变,陈刚化名易尔士,住在红二十军军部。1212日,二十军一四七团政委刘敌率第一营包围了军部,陈刚与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同时被扣。在大会上,不明真象的群众高呼口号,反对总前委,陈刚虽然被捆绑,却勇敢的站出来说:“我是中央特派员易尔士,你们无权扣留我,把全部黄金还我带回中央,你们不要受欺骗,有什么问题等待中央解决。”

于是,全场气氛发生了变化,有的人动摇了。江西省行委党委段良弼等只得将陈刚解缚,送到省行委暂住,并向陈刚汇报了富田事迹经过,段说:“我们不反对党,不反对中央,也不反对总前委,我们是反肃反中屠杀我们自己的同志。”陈刚要段良弼等人做到三点:第一,无条件恢复我和刘铁超的自由;第二,停止一切叛乱活动,同我和刘铁超一道去总前委解决;第三,把我带来的黄金还我,还要将省苏维埃应上交的黄金与现钞全部交我带去前委转中央。段等同意了这三点,当晚把陈刚和刘铁超送走。肩负重任、腰缠千金的陈刚不敢久留,,-h-~和交通员起程,穿越敌人重重封锁线,历尽艰辛,把干两黄金安全送到了上海,并向党中央汇报了富田事变的真实情况。

                                        ()

    19315月,陈刚被调到中央交通局工作,负责国际国内情报和交通联络。同年10月,河南省委派交通员李子健到上海,陈刚得到通知后,立即安排好联络接待的准备。李子健到达上海的当天,恰好接头地点其昌旅馆出了事,旅馆内外都有特务监视,要有铺保才能住宿。李子健住不进店心急如焚,接头时间只剩下两天了.只好先找一家小店住下,再揣着接头用的瓷水牛到其昌旅馆附近去观察。当李子健为联络不上而焦急万分的时刻,陈刚早已得知其昌旅馆出了事,及时布置了两位同志在旅馆附近等候。李子健在其昌旅馆附近转游时,突然急中生智摸出瓷水牛在街上叫卖,被陈刚派去的小王发现,通过联络暗语接上了关系,以后李留在上海交通局工作。

    19322月,陈刚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山在上海结婚。何实山在上海也是一个机警的交通员,参加南线发送文件和经费的工作。陈刚对实山要求很严格,按交通员工作纪律,除工作外不能随便上街,更不能串门访友。实山保管交通经费,陈刚要求一月一结,决不允许发生差错。

    在工作上,陈刚对交通员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如果有人违反了纪律,他是决不放松的。19338月,满洲派来的交通员迟走了两天,陈刚知道后立即追查,了解到是负责北线交通的同志要求不严,允许他迟走两天,他立即找到负责北线的交通员李子健,严厉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在同日寇生死搏斗,处在紧急关头,满洲省委派出交通员来请示,准备发动罢工斗争来支援,宣传中央指示,你竟马马虎虎,随便同意交通员迟走。”他越批评越发火,竟瞪起眼睛,拍起桌子来:“这是贻误军机的大事,简直是对革命犯罪。”陈刚的严厉批评,使李子健深刻认识到纪律对于地下交通员的极端重要性,他后悔得流下了眼泪。这时,陈刚又用缓和的口气对小李说:“好了,别哭鼻子了,有缺点改了就是,我也有缺点,对你帮助不够。”接着又仔细讲纪律和时间的重要性,直说得对方口服心服。

    交通局的同志在陈刚领导下,长期与敌人斗智周旋,多次化险为夷。19333月中旬的一天早上,陈刚身揣反日救国、抗捐抗税、准备配合反“围剿”发动年关斗争等党的重要机密文件到各联络点分发,当他走到小沙渡路口,突然发现前面闹哄哄的,有许多警察特务正在抓人,他急忙闪进一条弄堂,不料迎面走来两个便衣警察拉住行人搜身,这时退避已经来不及了。机密文件岂能落入敌手?在这千钩一发的危急时刻,他却面不改色,摆出一副有身份的“绅士”派头,朝着警察走去,当警察用枪对准他要搜身时,他瞪眼怒斥“干什么!”吓得警察向后倒退,他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同志们知道了他街头遇险、临危不惧、威镇警察的事,都惊叹不已,称赞他具有古人所说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19343月底,

要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转运一批珍贵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这是敌人严防运往苏区的物资。陈刚作了精心安排,亲自参加包装,他对同志们说:“这批物资是中央苏区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而敌人严禁运出,我们就是要冲破这个封锁,同志们要特别小心,坚决完成任务。”当4大箱货物在十六铺码头托运时,有两个既有特殊检查监视任务、又专门找旅客敲竹杠的流氓包打听,拦住货物要检查。交通员小黄正难于应付,忽见陈刚坐着一辆黄包车赶到。他身穿一件藏青华达呢大衣,戴一顶灰色礼帽,架一副金丝眼镜,提一根文明手杖,夹一个公文皮包,威风凛凛。小黄喜在心里,赶紧机灵地迎上去说:“这些小事何必你老人家亲自来照应。”边讲边弯腰让坐。陈刚绷着脸大咧咧地坐下,随着把帽子仰放在桌上,以威严的口气

说:“为什么还不上船?”小黄连忙后退一步说:“这个……”陈刚假意大声怒斥道:“这个什么嘛!我在‘社’里早知道有人找麻烦,抄我的靶子,真是岂有此理!也不打听打听爷们是干哈的!”边说边解开上襟一个钮扣,两个包打听一见陈刚这气派早已心虚,观他仰放帽子和解开上襟,这是帮会“老头子”架势,连忙点头哈腰陪不是。陈刚又摸出一纸“公文”往桌上一拍,指着货物:“要拿你们就一起拿去吧。”两个流氓吓得看都不敢往桌上看,连忙说“不

敢,不敢”,匆匆退后溜走,这批珍贵的药品和医疗器材便顺利地上船起运了。

    19355月,陈刚随同孔原一道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820日何实山也随陈云、杨之华等到了莫斯科,以后,陈刚夫妇就留莫斯科,同时进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渡过了两年紧张刻苦的学习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前,他们结束了学习生活,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5月,陈刚夫妇回到上海,由于形势变化,已无法接上关系。年底,他们取道新疆到了延安。1938年春,陈刚被分配参加敌区工作委员会的组建,负责干部部工作。他十分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延安主持办了8期特别工作训练班。他除重视课程安排、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外,还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在大生产运动中,陈刚兼任枣园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主任。他积极筹组了枣园农场,亲自参加农场管理和田间劳动,并组织运输队解决生产供应问题。枣园机关生产,在陈刚直接领导和操劳下,副食品和办公费用都做到自给有余,对大生产运动起到了带头和推动作用,他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陈刚积极参加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整风期间,李克农向整风委员会汇报枣园机关整风情况时,谈到了陈刚吃苦耐劳、廉洁奉公的好作风,毛泽东听后表示说,陈刚是个好同志。又说,陈刚在困难时期,跟大家同甘共苦,共患难,很值得表扬。

    整风运动结束后,陈刚被先为党的七大代表,党组织在他的代表资格鉴定上写的是“陈刚同志在敌人的监狱中、刑堂上,坚贞不屈,在长期的白区工作中,在最秘密、困难、危险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党的任务”。

                                     ()

    194510月,陈刚根据党中央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率领枣园中央机关干部百余人,奔赴东北,以加强争夺东北战略基地的力量。19466月到达东北后,他一再要求下基层,经组织同意被派到合江省的依()()()地区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桦南县委书记。

    依勃桦地区在松花江南岸,东靠苏联,气候寒冷,是国民党残兵、特务、土匪、汉奸猖獗的地方。陈刚在桦南工作一年多,和桦南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粉碎反革命武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开辟和建设新的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485月,陈刚调吉林市委工作,10月调长春市任市委委员兼民运部长。12月,调回党中央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后随中央机关到北平。19498月,他请求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经中央同意调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工作,任五大队政委。四川解放后,中央要他担任川南区党委的领导职务,他再次要求到基层工作,后经组织决定担任川南区党委委员兼内江地委书记。

    陈刚一到内江,就对城乡经济和各阶层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抓紧征收公粮和稳定市场物价的工作。根据内江主产甘蔗、缺乏粮食的实际情况,决定实行以糖低粮,并订出合理的抵折比例,受到群众的拥护,促进了征粮任务的完成。1950年春节前,内江市场曾出现抢购食油的风潮,他果断采取紧急措施,使抢油风很快平息,稳定了人心,也打击了少数不法商人。为了使内江人民过好解放后第一个春节,陈刚十分注意春节的粮食供应问题,和大家一起研究如何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当时国家粮食牌价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调动和发挥各县粮食部门的力量,尽快组织货源等,保证了春节的粮食供应。

内江盛产甘蔗,是四川蔗糖的主要产区。陈刚在作好接收城市、征粮、剿匪、稳定市场的同时,十分注意内江的经济特点,狠抓了制糖生产的恢复工作。他抓住正确贯彻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这个根本,要求干部对一些制糖、糖运工商业兼有土地者,以及农村的地主、富农兼营糖房或漏棚者,要注意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把消灭封建地主的剥削和保护他们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区别开来,不准髓便没收糖房财产,侵犯工商业利益。由于陈刚正确贯彻执行发展甘蔗和制糖方面的方针、政策,使内江全区的甘蔗和制糖生产很快恢复发展,到1952年甘蔗总产量已达到1467亿斤,这个榨季的糖产量达到44万吨,比解放初的2万吨翻了一番多。

()

1952年秋,陈刚调任中共四川省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56年任省委书记。他主管四川工业生产10余年之久,为发展四川工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3年,四川开始了石油勘探工作,他亲自率领干部到江油、自贡、隆昌、简阳等地,了解地质构造生成情况,探索四川油气生成的规律,并组织干部到各个探区蹲点调查。为了掌握地质的基本知识,他认真阅读了李四光的《中国地质学》,还经常找曾鼎乾等高级技术人员研究四川石油地质情况。同时,很重视在四川工作的苏联专家对开发四川石油有关勘探工作的意见,力图从四川复杂的地质构造中探索出一条科学的石油生成规律来。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战线出现了原燃料不足的矛盾。他率领计划、工业、交通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到珙县、高县工区考察煤炭资源,对开发芙蓉矿区提出了合理的规划。为了解决重钢矿石供应的问题,他根据地质部门提供的报告,带领有关人员,爬了100多里陡险山路,到巫溪桃花矿区实地查勘,发现运输问题难于解决,便选择开发泸沽铁矿、由成昆铁路转运的方案。

由于国家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一批批从部队、农村转到工业战线的干部,不懂生产业务和管理知识,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陈刚和地、市委工业部门商量,选定岷江电厂、重庆钢厂、威远煤矿、自贡盐厂、宜宾纸厂等作为加强基层政治思想工作、改革企业管理的试点,他亲自蹲点在岷江电厂,了解职工思想状况,开展生产查定,逐步建立健全计划管理、岗位责任制、经济核算制和政治工作制度,把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生产管理中去,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通过以点带面,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为四川工业建立社会主义的科学管理,初步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

1954年,威远煤矿推广直线长臂采煤法,有关部门召开现场会,陈刚深入井下工作面,对这一采煤法的优点、缺点、条件、消耗,尤其是人的思想状况,作了详细了解,带动大家下井边看边干边学。大家反映,这个会议不仅学到了先进技术,更学到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好经验。

陈刚虽然分管工业,但胸怀全局。农业合作化初期,他预见到农民组织起来后,农业生产发展将给工业提出新的课题,于是组织有关部门把发展磷肥、钢铁、农机、电力、交通运输等的生产和基建作了切实安排,为建立全省支农工业打下了基础。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刚下达,他立即组织干部学习,并联系发展地方工业的实际,贯彻工业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带领工作组到永川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提出了发展地方工业应该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面向农村的“三就一面向”方针和相应的计划安排,受到省委重视,并于省第一次党代会通过。

1956年,他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中央监察委员。1958年,在工业战线上,特别是在钢铁战线,有些人不实事求是,刮“浮夸风”,放所谓“高产卫星”,谁要加以怀疑,就会被    扣上“右倾”帽子。陈刚根本不相信这些神话。为了弄清真象,他派工业厅负责人深入现场仔细检查,揭露那种渣铁不分、以渣充铁的虚假现象,对于制止“浮夸风”的蔓延起了很大作用。

1959年下半年,陈刚为了解决自贡市的工业用煤和民用煤的问题,带领省计委、煤炭厅的负责同志和自贡市的领导,驱车来到富顺,回到他离别30多年的家乡,同县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亲自察看了沱江以西的县办煤矿,先后到了安溪乡境内的煤三矿的幺灏井、五家垭口井、金银窝井,起凤乡境内外内的煤四矿的一口井,兜山乡境内的煤五矿的一口井。他了解到富顺煤炭资源较为丰富,县里资金有限,设备简陋,很难大规模开采,而自贡又缺乏燃料,制约着工业的发展,察看了几个煤矿离自贡较近,水、陆运都较方便,便从全局出发,经会议决定,将三个煤矿划给出自贡市开采,并成立自贡市石灰溪煤矿,后来为了运煤需要,还从五家垭口修了一条小铁路到安溪河边。陈刚为了工作,唯一一次回到家乡,也未能到县城以及他的出生地赵化看看。

1963年,陈刚调西南局任书记兼中央监察委员会西南组组长。他主持西南地区监察工作期间,对每个案件都要经过反复调查,从不轻率处理。1 965年,监察组收到一封匿名信,检举一个干部是美蒋特务,藏有“秘密电台”,陈刚没有轻信揭发材料,便指定专人调查,查明纯属挟嫌诬告,这个诬告人就是监察组的一个干部。陈刚对这种诬陷同志的行为十分气愤,根据调查结果,对诬告者给以留党察看和行政降级的严厉处分,打击了邪气,保护了干部。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刚被“勒令”检查,同年底被关进“牛棚”。在反对所谓“二月逆流”时,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逼迫他揭发朱德、贺龙在四川策划“二月兵变”的内幕。在大抓所谓“叛徒”时,又逼迫交待什么“通敌”、“叛变”等“罪行”。揭发批判他是李(井泉)(志高)的“死党”和“干将”,是“迫害”刘(结挺)(西挺)的帮凶。已经60多岁的陈刚,身体遭到摧残,精神受到折磨,他都没有屈服,但被折腾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一齐发作。他的生活无人过问,疾病得不到治疗,却被从病床拖起来,逼着去看“揭发”他的大字报,由于病体不支,竞摔倒在大字报棚前。196767日,陈刚含恨离开了人间。正当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刘结挺、张西挺一伙急于处理尸体、妄图焚尸灭迹的时候,传来了周恩来的指示:陈刚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这个由中央负责,你们必须保护遗体,查明死因上报。经过成都、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区医院医生解剖、化验、鉴定,一致结论是:“由于心脏病恶化,发生急性心力衰竭致死。”可是这个结论被压制封锁,拒不向周总理报告,也不让家属知道,使陈刚的遗体长达6年之久不能安葬。直至19735月,中央批准为陈刚举行追悼会,1 979年底又为陈刚隆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沉冤才得到了昭雪。

                                                    (编辑   卿尚才)

 

 

三、统一战线的优秀工作者刘连波

何良义赵蜀民

    刘连波,又名刘菊农、刘心畲、欧阳、刘达,1908930(旧历九月六日出生于富顺县城一个世代读书人家。

    19169月至19217月,刘连波在成都读小学。19218月,考入成都联合中学,后曾两度转学到富顺县中读书。192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成都四川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学机械专业,19297月毕业。

    入工专后,刘连波逐渐受到大革命的影响,开始参加学生运动。他接触了不少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很佩服他们的才能品德。同时,他读的书也多起来,如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建国大纲》,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还读了一本宣传乌托邦的书《极乐地》,很向往书中描写的理想社会。他赞成国民党左派的观点,不赞成国民党右派的主张,对国家主义派也看不惯。1 926年暑假期间,他返回富顺,同其他返乡学生一起,搞左派国民党运动,反对国民党右派。以后,他又陆续读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新社会观》、《卡尔·马克思》、《共产主义ABC》等,并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对创造社创办的刊物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对各种思想观点的分析和比较,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拥护共产党的主张。

    1927年,刘连波担任工专学生会负责人,在同学中组织读书会,学习各种进步书刊,还组织进步社团“威克特尔”(“方向”的意思),有几十人参加。1 1月,中共川西特委在成都省立各校发动教师和学生实行总罢教、总罢课,要求四川省教育经费独立。刘连波组织同学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工专有一个小实习工厂,校方准备交给军阀修理枪械,刘连波便发动同学起来反对,不让军队进入学校。军阀部队妄图用武力镇压,他们朝天开枪吓唬学生。这一事件激起各校学生的愤怒,纷纷前来支援,最后,工专校长杨声被迫下台。

    19291月,刘连波经贺竞华、修涛介绍,加入了工专的党组织。以后,曾担任党小组长、支部书记的职务。

    1929年夏天,刘连波从工专毕业后,在川军第二十四军办事处作办事员,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他曾担任共产党成华县委候补委员兼秘书,并作内部交通工作。几个月后,又被调到共青团成华县委,先后担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1930年上半年,川西党、团特委成立,刘连波任共青团川西特委组织部长,同时兼做成华县委的工作。

    1931年初,刘连波辗转成都、重庆到达上海,经党中央派往团中央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中央又派他到湘鄂西洪湖苏区工作,任共青团湘鄂西分局宣传部秘书,并编辑团报。数月后,由于国民党包围洪湖苏区的主力部队是王陵基部,湘鄂西中央分局负责人夏曦便派他回四川同四川党组织接洽,接收驻湖北地区川军中的±兵组织。中央分局给他两封介绍信(密写在两张手巾上),一交亘昌,一交四川。他先后到达宜昌、成都,因介绍信出了差错,均未能接上关系。

    19329月,刘连波去南充嘉陵师范教书。1933年,廖恩波派他同陈思平去阆中。他们到阆中后,被分配到赵家沟地区工作。这里的农民群众革命情绪高,但组织不严密,农民武装有几支枪实际是掌握在土匪手中。刘连波到那里后,同区的领导同志商量,准备一面加强农民组织,一面设法将土匪手中的武器转移到农民手中。一天,刘连波带几个农民去土匪那里,说服他们分出7支枪,于是一支农民游击队便组织起来。刘连波负责政治工作,陈思平负责军事工作。游击队成立后,进行了两三次破仓分粮斗争,并捕杀了几个土豪和国民党密探。5月,国民党政府派出重兵围攻赵家沟。并残酷杀害农民群众。为保存实力,游击队解散,隐蔽起来。刘连波同陈思平离开赵家沟到阆中县城。阆南中心县委负责人要他们疏

散,刘连波便转道广安回到成都,后又去上海。

    刘连波到上海后,因为没有找到组织关系,便去江南造船厂绘图科谋到一个练习生的职位,以解决生活问题。一个多月后,他终于找到了组织,被安排到中共中央特科担任内部交通联系工作。

    19357月,刘连波被派往贵州毕节工作,因未接上关系,回到重庆,经向上海特科报告后去成都工作,仍由特科直接领导,外部职业是蜀华实业公司事务主任。这时同他一起工作的有张晓峰及其他几个党员,组成一个特别支部。他们同川军陈静珊等部有联系,经常将新获得的情报向上海报告。1936年,他们同上海的联系中断,便转而作地方工作。其时,车耀先办《大声》周刊,受到青年的拥护。他们同车取得联系,吸收他为党员,并经常为《大声》撰稿。同时,他们又在中苏文化协会工作,并利用种种旧关系,开

    1938年,经罗世文与川西党组织取得联系,后经南方局董必武审查,刘连波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同年11月,任少城区委委员。后又任川西特委统战部科长,以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教员、新民报协理等社会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统战工作。1941年,他奉组织命令疏散到重庆,由董老直接领导。他经董老指示,先后在重庆亚西实业银行实习、江津亚西实业银行作行员、綦江东溪永同实业公司面粉厂任经理,通过业务活动,广交朋友,深入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团结中间分子,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救亡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3年底,刘连波经董必武同意回到富顺。董老指示他要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回到富顺后,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在组织上

仍由董老领导,不与地方党发生关系,也没有发展党组织的任务。

    刘连波回到家乡的5年多,既起到了“隐蔽”的作用,又以合法身份作了许多工作。有一次三青团干事长简寂邮曾对他说:“张立言(国民党特委会秘书)等说你是共产党,打你的主意,我说你不象。”国民党富顺县特委会曾向自贡调统室密报,但无确凿证据,也拿他莫可奈何。

    在富顺的几年,张孟才对刘连波的评价是:他“是一位正直而又精明的人物,表面上大智若愚,性格随和,但对县中要政,则坚持真理,不畏权势。遇事胸有成竹,随机应变,貌似无为,实则大有所为……

19496月,为了迎接解放,刘连波只身离开富顺。

刘连波离开富顺后去重庆,通过他的表兄、杨森的参谋长、重庆社会局长范埏生购买去香港的机票。于1 9498月,辗转来到已经解放的上海,找到担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和已被任命为西南服务团团长的曹荻秋。根据曹荻秋的建议,刘连波拟了个电稿由内部电台发给董老。9月,董老复电,随大军进军西南。这时曹荻秋才与刘连波谈工作,告诉他:“已经报西南局批准,决定派你返回四川,配合西南解放,作地方军队的起义工作。”

刘连波化名刘叔工从南京出发,绕道天津、香港,1020日飞达成都。到成都后,刘连波很快就通过陈同生的妹妹张麟书,打到邓锡侯部的刘坤南,出示了方镇华亲笔信。经过刘坤南的联系,邓锡侯约刘连波到他庆云西街公馆面谈,邓听到刘对形势和政策的介绍后,邓锡侯决定响应号召,联系刘文辉、潘文华采取共同行动,相机起义。

与此同时,刘连波会见了曹荻秋的二哥曹梓楠,通过曹梓楠向刘文辉的侄儿、一三七师师长刘远琮转交了邵石痴给刘文辉的亲笔信。刘文辉约刘连波去雅安见面。

刘连波同刘文辉在雅安二十四军军部见面,作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向他讲明了形势和政策,刘文辉表示一定与邓锡侯、潘文华采取联合行动。然后刘文辉陪刘连波一起来到楼下客厅,同他的高级幕僚20余人座谈,刘连波一一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帮助他们认清形势,了解政策,消除顾虑,坚定了参加起义的勇气和决心。

11月下旬,重庆市长、卫戍司令、绥靖公署主任杨森急急忙忙飞台,把军队交给他的儿子杨汉烈,杨森的参谋长、刘连波的表兄范埏生也撤到成都。刘边波通过范的介绍,到金堂与二十军军长杨汉烈会晤、洽谈。杨决定全军单独起义。杨汉烈派副官与刘连波一道率手枪兵4人,乘吉普车一辆取道广汉前往川北前线与解放军前线负责首长联系,会见解放军前线部队独七军首长王观澜、郑其寿。王、郑首长立即报告上级,电嘱杨部往金堂赵家渡集中待命,圆满完成了策动杨部起义工作。

127日,刘文辉、邓锡侯从成都秘密出走,旋即与潘文华等人一起在彭县通电起义。杨汉烈部在川北前线与解放军正式接上关系。1227日,成都解放。

建国后,刘连波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解放初期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工商处长。1954年大区撤销后,先后担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第八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工商局局长。1958年以后任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19839月任重庆市政协八届委员会主席,同年任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还先后担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二届、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第二届人民代表、重庆市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六届、九届人民代表,四川省第二届、三届政协委员,重庆市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二届政协常委、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第六届政协常委、副主席,第七届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连被受到残酷的迫害。1966年初,他在西南师范院校搞“四清”,担任工作组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勒令回机关反省,并被批斗、抄家,交“造反派”监护。1967年,“四人帮”掀起揪“叛徒”的恶浪时,他被戴上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叛徒三顶帽子。粉碎“四人帮”后,他向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写信反映,1978年上半年通知回市委统战部工作,1979年上半年正式任命为统战部长。

198763日,刘连波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9岁。

                                                   (编辑   卿尚才)

 

 

四、无畏冒险救朱德的杨利忠

富和乡志办

    杨利忠,宇子京(18851958),富顺县富和乡清平村三组银子湾人。读过几年私塾。光绪28(1903)在宜宾县孔滩镇张秀廷(团总)手下当兵,次年,参加成都清兵训练团,训练后,被分配到会理州,在川边混成旅第一团第一营(机枪营)当兵,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少校),兼会理城防司令。

    1922年,朱德在云南军阀混战时期正遇唐继尧(原朱是唐的部下,后来朱脱离了唐)重掌滇政,朱德抛弃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和警察厅长一职,决心出国,寻求革命出路,唐以靖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通缉捉拿朱德,在撤退回四川途中,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朱德派人与时任营长兼会理城防司令的杨利忠谈判。杨在当地军民中威信很高,通过谈判,杨答应朱德一行20余人全部住进杨的营部,并立即更换衣服化装成杨部士兵,包吃包住,其中朱德被隐匿在杨营长家中,妻子杨王利香负责给朱德做饭洗衣服,当晚,杨宴请朱德时,朱发现馆子墙上张贴有通缉令“朱德一行20余人,拐带川滇银行款资7000余万元,唐(指唐继尧)元帅电告四川督军熊(指熊克武)将其抓获,赏银10万”。朱见此令后不禁发疑,杨便指着通缉令说:“玉阶弟,我们是家乡人,你放心,你在我这里不说那个话。”酒席间,两人谈了很多对有关当前时局的看法,朱德说:“俄国在闹革命,我们也要闹革命,中国穷人要

翻身,他们腐败,成不了大气候,救不了中国。”

    朱德在杨处住了40余天,临行前,朱德请杨营长与其同行,杨说:“我全家在此,行动不便,暂不能走。”告别时,朱德送给杨利忠战马一匹(叫铁青马),宣威火腿一对:杨送给朱德两支德国手枪。两人分别时,吃血酒,结拜弟兄,依依不舍。杨派一个班士兵护送朱德一直到南溪。后朱德去了重庆、上海、北京等地寻求革命出路,九月去德国留学。

    杨与朱德接触后,杨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杨感到如再在这里继续干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于1 925年杨毅然决定请长假带领妻子儿女返乡退居,并买了部分田土维生。时隔不久,杨的上司陈侠林亲自来杨家请他回部队当团长,并承诺在成都买2000挑良田送给杨,把全家搬到成都居住,杨对陈的高官厚禄婉言拒绝。

    杨深受朱德思想的影响,投身革命的意志一直未变。四川地下党员李筱亭(原沿滩区漆树鹅儿沟人,1904年杨救了李的命,好友)1935年给杨利忠说:“朱德最近要带红军经过四川。”

    杨立即前往宜宾投奔朱德,但去时已晚,朱德带领红军已过了金沙江,未能相见。1938年,杨利忠找李筱亭开具介绍信,准备前往陕北抗日军政大学投奔朱德抗日,介绍信是李筱亭亲笔给姓张的参谋长写的,内容是:“今有朱德的故友杨利忠等5人,前往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请接洽。”一行5人在成都住店时,其中3人半夜将介绍信盗走,前往“抗大”。杨利忠和侄女婿彭云飞因无介绍信也无盘缠,未能去陕北“抗大”而回了家(介绍信上的5人分别是:杨利忠、彭云飞、彭希尧、肖北南、彭中流,后3人均系宜宾方向人)。宜宾3人到了抗大,学校见到介绍信后向朱德报告,朱德微笑着说:“利忠终于来了!”晚上,朱德要亲自接见杨利忠,接见时问:“杨利忠为什么未到?…‘宜宾3人”在朱德面前撒谎说:  “杨利忠在成都病了未来。”朱德说:“可能是无盘费吧!,校友们对此也议论纷纷。不久,“宜宾3人”感到气氛不对头,在抗大当逃兵跑回了家。三人回家后参加土匪,冒充地下党员。清匪反霸时,经查明后,有的已被镇压。

    上世纪四十年代,朱德给杨利忠亲手写过一封信(解放后,县区有关领导都看过),其内容是:“利忠兄惠鉴:德脱险旋川,行经贵境,高义博天,感可有余,青云在望,不尽神驰。”盖有“朱德之印”红方章,在方章下落有“顿首”的草书字。1967年杨文俊(杨利忠之二子)在宜宾县孔滩镇运输社当搬运工,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运输社造反派头头李明泽说:”杨文俊是地主分子,有历史问题。”杨为了说明自己的身份,便将朱德写的这封手迹信交给了李,李见此信后,觉得无权处理,便把原件交到了宜宾县公安局,后又转到宜宾专区军管会。经多次查找,已无法找到原件信了。1951年,杨利忠又收到朱德手迹第二封信,日:“……利忠速来北京。”杨卖了家中黄谷,准备去北京投奔朱德干革命,因当时杨家是地主、伪军官,前去(慈悲殿)土改工作队请假,工作队不但不准假,反将其信当场撕掉(时任乡武装部长的陈明德健在作证)

    第一封信,杨家人把在孔滩照像的影印片用像框陈设于家中。1987年,杨家将这封信的影印件无偿捐献给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纪念馆寄以一份精致珍贵的礼品、纪念章、收条和《朱德故里》一书给杨家存念。1 985年,杨的妻子杨王利香临终时曾吩咐儿女们说:“朱德是好人,很感恩,应将他的肖像永远悬挂在家中。县区党委、政府、政协非常重视这两封信件的去向,但始终未找到原件。1956年,原泸州专区曾派调查组来富和乡专门调查杨利忠与朱德的有关情况,时任乡党委副书记的刘少华对工作组的同志说“他家中无人了,全部都死光了”而敷衍了此事。

    杨利忠于1926年回乡居住,因历史原因的影响,经历了坎坷难忘的32年,但由于受朱德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他信守忠诚一直在寻找投奔朱德一起革命的机会,解放初期,他持朱德给他的信,结识了驻在孔滩剿匪的陈区长、孟营长和驻板桥的焦政区长,他积极协助、配合、掩护工作队的同志,并出谋划策,亲自给解放军带路,攻打占据高屋基、关帝庙、慈悲殿等地的土匪,并动员土匪自新。一次他只身与几个土匪搏斗时,凭他一身好武艺,打跑了几个土匪,自己却被刀子划伤额头。他养育有六子一女,安份守纪,均未受过政府任何处分,还曾亲自送二子杨文俊去当解放军,为党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充分表现出他具有为人正气忠耿的性格和民族爱国精神,为乡人称道。1 95810月,病故于家中,享年

74岁。

                                                        200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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