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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顺爱国图强篇         ★★★ 【字体:
一、清末维新派学者报人宋育仁
作者:刘海声    文章来源:ZL    点击数:8054    更新时间:2008-10-24    

富顺爱国图强篇

一、清末维新派学者报人宋育仁

刘海声

    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中,宋育仁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在四川宣传维新理论,变法主张,并实际地提倡发展民族工商业,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

    宋育仁,号芸子,清文宗成丰七年(公元1857)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仙市镇大岩凼(今属自贡市大安区)5岁丧母,11岁丧父,受伯父教养,18岁考取秀才,25岁中举人,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以高材生选入四川最高学府——尊经书院学习,被山长王间运,钱徐山誉为--宋玉再生。”光绪十二年(1 886),中进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被掌院大学士,顽固派理学家徐桐视为“狂才”,“王安石”。孙毓汶掌翰林院检讨,推荐宋出国考察。1894年出任英、法、比、意国家使馆参赞。中B战争爆发后,他趁代理公使职务之机,准备购买兵舰,招募志愿军,偷袭B本长崎,湔雪国耻。清政府对日屈膝求和后,他受到撤职降级处分。康有为、梁启超与文廷式、丁树衡等组织维新团体“强学会”,宋育仁参加后任都讲,大讲“中国自强之学”,不久被慈禧勒令解散。他又于光绪二十二年(1866)呈《清理财政折》,要求清政府改革财政,废科举、兴学校,受到顽固派阻挠。由于翰林院编修张伯熙的保奏,清政府派宋育仁回四川重庆办理矿务、商务。从18961898年,他为四川商业、工业、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主要成就是:

    一、在四川大力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他主张大力发展采矿业这一基础工业,并且办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股份制企业。兴办企业“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产”。目的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由于他的大声疾呼,重庆、成都、江北、泸州、嘉定等地纷纷开办起火柴、玻璃、煤矿、洋车(人力车),绵纱等实业公司,使封闭的四川迈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第一步,刘光第听说他要集股造“洋蜡烛”,还写诗称赞他。

    二、在四川首先发展新闻事业。宋育仁出使欧洲,对新闻舆论事业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到重庆后,他就积极筹办报纸。189710月,他创办的《渝报》出版,这是四川省近代历史中出现的第一种报刊。他通过《渝报》,一面介绍国内、国外的政治、经济形势,一面宣传维新改良主张,提出各种改革的设想和建议,在启发民智,推动社会进步方面,作了很有成效的工作。1888(即戊成年),宋育仁应聘到成都任尊经书院山长。《渝报》停刊,他又

和几位同仁发起成立《蜀学会》,以《蜀学会》名义刨办《蜀学报》,继续贯彻《渝报》的办报宗旨,制造改革舆论。同时,他还极力出版专集介绍英国议会章程、西方各国工商业法规、教育制度等,翻印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与他自著的《法意钞案>。向四川知识界灌输新的知识,号召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新型学校,成立学会。在上述书报的影响下,四川各地出现了创办新学校的热潮,他自己还担任了四川农学会会长,部分县如威远也成立了农学会,开办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

    三、破天荒地提出发展中国经济的设想。宋育仁出使英、法、比、意四国期间,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注意研究,在回国后,他结合当时的国情,认为中国也该借鉴各国的经验。他在报刊上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既可抵制西方各国的经济侵略,又可使中国“国裕而民不扰”。如他针对清朝每年都有大量白银外流的状况,提出了改革货币、币制的建议,“钞币用金、银、铜三等”,防止金银外流。针对西方各国在中国开设银行,“就其地之货,赚其地之银”的手段,中国也应开设银行,“以制欧商营运之权”。他对开设银行总结了六大好处,提出了银行管理办法,现在看来,这些建议在当时确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这年旧历八月,“戊戌变法”失败,宋育仁遭到罢黜,解职回京,居家赋闲。辛亥革命后,宋育仁曾拒绝袁世凯劝诱参加他的“劝进”活动,“愤为佯狂,大呼痛骂,唾斥袁为王莽”,被袁押解回“原籍编管”,居住成都。他先后任四川国学院主讲,四川通志局和《宫

顺县志》总篡,主修《四川省通志》;1 91 7年继廖平任四川国学院院长,专门修志著书。1 921年,《四川省通志》初稿资料基本完成,<富顺县志》刻印出版后,同年不幸病逝,终年74岁。

 

二、辛亥革命著名宣传家雷铁崖

刘海声

    革命前辈吴玉章在回忆辛亥革命时,曾经热情赞扬过一位同盟会战友,称道他的文章写得“畅达流利,很受时人的赞赏,”吴老的这位战友,就是富顺县留学日本的雷铁崖。

    雷铁崖,原名昭性,宇泽皆,1873(清同治12)生于富顺县自流井石头沟雷云峰家。1900年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同年8月,经孙中山介绍,黄复生(树中)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即创办《鹃声》杂志,宣传革命,言论激烈,为清王朝四川总督锡良行文“就地正法”。1907年,他化名回国,准备参加谢奉琦、黄复生、熊克武等领导的“泸州起义”,到达汉口时,听说起义失败,又返回日本。1908年,四川留日学生以《鹃

声》为基础创办《四川》杂志,推吴玉章负责主持,以雷铁崖和《鹃声》原班人马继续作编辑,宣传革命主张,也因言论激烈,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时被日本查封。随后,雷铁崖回国居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04月,参加柳亚子等组织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发表了很多诗篇。同年秋,南洋同盟会支部迁槟榔屿,孙中山先生与黄兴、夏声等密谋在广州举行大规模起义,急需创办报纸,在国内外开展革命宣传动员工作。孙中山选中了雷铁崖,由胡汉民出面邀请铁崖到槟榔屿,筹办《光华日报》。同年122月,《光华日报》创刊,到191112月底止,整整一年时间,作为该报主笔的雷铁崖,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华,撰写了大量文章,一面向康有为保皇党的喉舌《槟城新报》发起进攻,粉碎他们的反动保皇    主张,使广大华侨明辨是非;一面宣传革命主张,争取广大华侨支持、参加革命运动。由于雷铁崖和报社同志的努力,《光华日报》一纸风行,畅销海内外,对革命“尤多所贡献”(冯自由《革命逸史》)191189月间,四川爆发了反清、保路的武装起义,紧接着10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历史上称为辛亥革命。雷铁崖虽远在海外,但他密切注视着国内革命的发展形势,撰写了欢呼、歌颂革命的时评、短论,及时向海外华侨报道了各省独立的消息,动员华侨热烈捐款支援革命军,收到很大效果。雷铁崖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同盟会和孙中山先生的信任。191010月上甸,南洋英国殖民当局以“妨碍地方治安”罪勒令孙中山离开槟榔屿,孙中山在赴欧美奔走革命前,还将两个女儿孙埏、孙婉托付给雷铁崖,请他负责教读。191 1年底,孙中山先生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又嘱秘书胡汉民任雷铁崖为总统府秘书。

雷铁崖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也极其热爱自己的家乡。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南洋的槟榔屿或新加坡,他在发表的旧体诗和部分文章中,都要署名“蜀南雷铁崖”或“富顺雷铁崖”,以示不忘远在祖国的家乡,以示自己是中华的儿女,炎黄的子孙。后来,由于袁世凯篡夺政权,辛亥革命失败,军阀混战,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雷铁崖壮志难酬,希望破灭,竟忧郁成精神病患者。1919年再度从南洋回国治疗。19205月,在自流井家中去世。

 

 

三、辛亥革命中巧发”水电报”的曹笃

刘海声

    清宣统三年(191 1)9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屠杀请愿群众,制造了反革命的“成都血案”后,当即宣布成都戒严,关闭城门,准备进一步屠杀四川人民,镇压保路运动。这时,有一个同盟会员,看到形势严重,不顾生命危险,于九月八日凌晨,冒死登上城墙,乘敌人不备,越城逃到郊外,打算借此机会,举起全省武装起义的大旗。这位同盟会员就是曹笃。

    曹笃,字叔实,是富顺县自流井大皇桶人(现自贡市自流井区)。他生于清同治十三(1974)年,青少年时期曾在自流井炳文书院和富顺县江阳书院学习,是清末秀才,光绪二十六(1900)年考入泸州川南经纬学堂,毕业后,曾在富顺县官立高小一堂任教,并与留日学生伍劭和谢持在县城内兴办半日制成人学校一一私立经纬学堂,从事反帝反封建活动。光绪三十三(1907)年,谢持在富顺建立同盟会支部时,曹笃是首批会员之一。这年,他先后积极参加了四川同盟会组织的江安、泸州、成都起义活动,是四川同盟会的活跃骨干。

    宣统二(1910)年,曹笃任四川蚕桑学堂监督(校长),以学校为革命党人的活动基地。次年,当赵尔丰以<川人自保商榷书》含独立反清为借口,逮捕蒲殿俊、罗纶等9人,制造“成都血案”后,曹笃冒死赶回蚕桑学堂的农事试验场与场长、同盟会员朱国琛商议应急对策。曹笃急中生智,提出一个“水电报”向全川各地同盟会、保路同志会告急,号召各地武装起义的办法。他们依靠农场工人们的帮助,赶锯小木板数百块,再在木板上书写“赵尔丰先捕

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涂上桐油,趁锦江秋涨,投入江中。这样,不到一天,“水电报”就传遍川西、川南各地,随后又传到川东南甚至湖北,由于同盟会早在四川联络哥老会组织了同志军,因此得报后就迅速高举义旗,武装反清。华阳、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的同志军在九月八日就向成都进军,其余州县也先后向成都及各地的清政权发动攻势,驱杀清朝地方长官,推翻当地清政权,其势如暴风骤雨,锐不可挡。九月二十五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半月后,武昌起义爆发,终于推翻了清朝专制政权,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

    曹笃和朱国琛等人,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成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席位,阴谋复辟帝制。曹笃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担任熊克武、杨沧白独立政府川南安抚使。熊、杨战败后,他避难上海,协助党务部长陈英士工作。1918年,袁世凯派人刺杀陈英士,曹笃同时受伤,却从楼上跳下,当场将凶手擒住,被上海舆论界称为“大力士”。

以后,曹笃曾任孙中山广东军政府广州海关监督,四川省议会议员,并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支部筹备总主任。因为川黔军阀内战,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的嫉恨,曹笃于1928年出国去南洋各地行医、访友。1931年回国被委为四川党务特派员。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曹笃不辞辛苦,奔走呼吁对日作战。

1940年,他已66岁,还率领四川抗敌慰劳团,跋涉数千里,冒着枪林弹雨,到江西前线去慰劳四川抗日部队的将士。

曹笃于1937年受中央国医馆长焦易堂委托,担任四川省国医馆长。1940年,办起了四川国医学院,历经艰难曲折,为四川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发展了中医科学。解放后,这所学校改名为成都中医学院,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

曹笃晚年,在政治上拥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他反对内部摩擦,反对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是一名正直的政治活动家和中医教育家。他晚年患病,小便失禁,步履维艰时,还竭力为办好医学院奔走。

1944年,曹笃不幸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四、南社重要作家张光厚

刘海声

    辛亥革命前后,在陈去病、柳亚子等同盟会会员为首组织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一南社中,有一位重要的作家一一张光厚,他是四川省富顺县人。

    清光绪七年(1881),张光厚出生在富顺县兴隆场(现属自贡市沿滩区)骡子湾一个书香人家,幼年在家塾中随本地一位姓熊的塾师读书,考中清末最后一批秀才。20岁前,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离京出走,在省内几经颠沛流离后,与但懋辛等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回国后,在上海参加南社。

  张光厚好写诗,在东京时即写过不少忧国忧民的诗篇,甚至每张照片都必写上绝句或律诗。在南社中,与柳亚子、陈去病等同盟含员诗人及同乡诗人雷昭性(铁崖)等时相聚会,切磋讨论,写诗尤多。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刺杀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领袖宋敖仁,对外卖国借款,孙中山先生主张“非去袁不可”,国民党人{挂行“二次革命”,但被袁世凯打败。孙中山、黄兴等出走国外。这时,张光厚看到祖国遭受危难,仍怀革命复兴之志,还对柳亚子有所劝勉。此后,他和柳亚子等南社有志之士以诗歌为武器,投入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保卫革命成果的斗争。这些诗,有的揭露了袁世凯的卖国贼嘴脸,有的反映了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充分表达了诗人爱国忧民的激情。

  191559日,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复辟称帝的支持,竟丧心病狂地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目的在于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张光厚在(五月九日之感)的两首诗中愤怒斥责道:

    “欲把河山换冕旒,安心送尽莽神州。君王欢喜生民哭,都在今朝一点头。”

    “鞭笞绳缚太难堪,一一伤心不忍谈。读罢全文为痛哭,此何如事竞心甘!

  “欲把河山换冕旒”一语言简意赅,已把袁世凯卖国家、谋复辟的罪恶心理活动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寥寥数字,抵得上一篇讨贼文章。

  1915年,袁世凯的顾问、美国人古德诺迎合袁隐衷,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为袁鼓吹在中国实行君主制度。不久,杨度、刘师培等人的筹安会又连续发表通告、宣言,与古德诺唱和,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同年10月,袁世凯为了欺骗人民,下令在各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进行所谓“国体表决”,其“代表”都是由袁党指定的。经过袁党唆使的“公民团”、“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之类乱七八糟的组织吵吵嚷嚷,投机政客、无耻文人之流的上书“推戴”,袁世凯几番假意推辞,终于在1916年元旦登基,当上了中华帝国的皇帝。诗人对这一幕“洪宪称帝”丑剧,写下了辛辣讽刺诗句:

    “暗里黄袍已上身,眼前犹欲托公民。纷纷请愿真多事,个个元勋肯让人!民选竞能容指定,无从何必假因循?袁家家法真堪噱,百代儿孙服莽新。”

    “来许加官去送金,奸雄操纵未深沉。袁公路有当途谶,石敬塘真卖国人!篡位岂能逃史笔,虚文偏欲骗民心。寻常一个筹安会,产出新朝怪至尊。”

  象张光厚这样的“董狐直笔”,置袁世凯的强权和阴毒手段于不顾,敢于表达民意的行为,在当时是多么高尚可贵啊!

  张光厚不仅善写诗,词也填得不错。而且都是以报效国家、立志革命为内容的。下面的两首词,就可作证。

                             《如梦令》

  不怕奴鸾囚凤,只怕鲁和邹哄!这样好头颅,能看几多相送? 珍重,珍重,往事而今还痛!

                            《失题》

  风雨蓬山,看龙蛇匝地,鼓角骄天;生憎髀肉长,不耐酒杯宽;羊红烧劫沐猴冠,更准许他三年五年,烟尘满,又归去,马前韩范。

  休慢!时已变。东海潮高,磨我利剑;一卷阴符,满船明月,从此将军归汉。南北东西纵轮蹄,阵云弹雨习定惯;将绿水青山,血花红溅!

  袁世凯复辟称帝后,对外卖国丧权,对内穷兵害民,当时全国战火纷飞,官兵如匪,尸横沟壑,白骨如山,劳动人民被吸尽了脂膏,广大的农村破败萧条。诗人面对祖国的灾难,于1916年初写下了著名的<丙辰多首感怀》组诗,共十八首,抒发了他的激愤之情。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买刀化尽安牛钱,辛苦平民敢不然!剥尽脂膏留见血,纳完杼轴不炊烟;生多隐恨输精卫,死仗冤魂化杜鹃。满地疮痍谁过问,愁风愁雨自年年。”

19163月,袁世凯在全国军民的反对下,被迫撤消帝制;6月,他在绝望中死去。随之,中国又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1924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5月,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张光厚对革命寄予无限期望,把大儿子张东明送到了黄埔军校学习,他自己则回到故乡四川,与熊克武、但懋辛等共事,后来曾任过遂宁县县长,崇庆县征收局长,最后到成都作四川省政府秘书。由于四川战乱频仍,省府经费支绌,薪资常常不能按时发放。张光厚只得靠宋育仁的帮助,每月改学生作文本二十至四十本的酬金作生活补助。

  张光厚在崇庆县任职期间,与成都师范学校学生黄月溪结婚,婚后生一子二女,原配所生大儿子则患病逝世。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他的意志逐渐消沉,唯应付日常事务,庸庸度日而已。后因患胃病在成都去世,墓葬在富顺县老家坛子口(现在自贡市沿滩区黄市镇)

  张光厚去世后,遗留下一大箱诗稿,未经整理付印,。解放后,其家属因他曾任反动政府官吏,在政治运动中心存顾虑,竞付诸一炬,以致片纸不存。

 

 

五、为四川独立奔走的谢持

苏铁生

  谢持名振新,字铭三,后改作愚守、慧生,四川省富顺县釜江镇人(今富顺县城关镇)。祖辈于清初由湖广迁川,世代务农,有薄田二十余亩。父辈兄弟三人,生父子羡行三,均因家贫废读,在城边河街经营一爿叶菸店,谋微利以助家用。谢持生于(18761月侣日)清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后即按照祖母邹氏遗嘱过房给二伯父子蓉为继子。一年后与生父分炊,三岁后分居从后父生活。

                             贫苦的青少年时代

谢持的后父子蓉是一个贫苦勤劳的小商兼体力劳动者。谢持自小就承担一些家务劳动,5岁那年学着打水掉下了井,几乎淹死。7岁入塾后,一边读书一边抽空搓纸捻卖。10岁以后,还每天下乡挑柴40斤进城卖,赚钱帮助家用。由于学业不专,到了15岁还不通文理。只能背诵《四书》、《五经》而已。谢持自幼倔强而极有心计,深体劳动生活之艰辛,认为只有读书才能出人头地,光大门楣。在他的坚持下,后父把他先后送到富顺名儒管鹿田、高笃臣先生(均为举人)开设的高级私塾读书,学习讲释字义,作八股文,从此学业始有长进。终因家庭日益贫困,时读时缀,一直读到了23岁尚无所成。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国上层知识分子中发起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企图通过自上而下政治和经济改革,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富顺刘光第、宋育仁先生的述著、言论在故乡人民中广泛流传,有志青年无不为之倾倒。在变法维新思潮影响下,谢持虽已24岁,他不顾家庭贫寒,考进了本县最高学府——江阳书院,欲深造学业,为国效力。入校后,结交了一批有志青年组成读书会,搜求新书报刊学习,探索救国之道。9月,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光绪帝于瀛台,杀六君子于北京菜市口。刘光第遇难噩耗传来,县人尽皆设灵遥祭,无不痛恨西太后之误国。读书会亦被解散,谢持愤慨不已。次年,正逢县考,谢持前往应试,合格,补博士弟子员(秀才)。此时家益贫困,又缺人手,乃奉父命辍学,专意经营小叶菸让以养家口。

个人前途和救国之路

  谢持在24岁中了秀才之后,虽在县城内已小有名气,终因家庭贫穷不能跻谢于上屋社会施展作为。以秀才身份做小生意,他大为不平,总想做一点惊人的事情来博得社会的承认,以改变恶劣的处境。经过不断碰壁之后,向上爬的希望破灭了,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于丧权辱国的满清王朝的仇恨,逐渐产生了模糊的革命要求。

  光绪二十六年(1900)富顺县大早,知县玉启(旗人)置灾民不顾,反以祈雨为名,重金请戏班唱连台大戏为其母祝寿。谢持颇不以为然,致书知县,请以演剧之费赈济灾民。殊知反触玉启之怒,欲构其罪。谢持连夜逃走叙州,控告玉启于知府处。不敢回县,顺水到泸州。8月,值清末川南第一所新式学校——川南经纬学堂招生,谢持很容易地被录取。遵监督(校长)赵熙先生之命,改字为愚守,并自名书斋为“天风海涛馆”。在校三年,学到许多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又结识了革命学生吴玉章、黄复生、黄方、陶闽、伍孟勉、曹笃及老师周孝怀、向楚等人。时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两宫西逃,清室腐朽已暴露无遗。学生悲愤不已,深知变法图存之说不行。“革命之说,亦怦然动于怀矣。”(注一)

  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29岁的谢持从经纬学堂毕业。时周孝怀任四川巡警道,召谢持去成都,委以警察学堂教职,后又在四川省劝业所当职员,均不称意而去。第二年在自流井树人学堂教了一年书。到了31岁才奉省劝学道委派,负责修建“富顺县官立第二小学堂”。他注重名声,办事认真,不善周旋,得罪了县中许多缙绅局董。这时清廷割地赔款消息不断传来,列强瓜分在即,他组织一些志同道合青年四乡演说,呼吁救国。又坚决主张举办团练学堂以强兵御侮,为旧派人物侧目,疑有野心。同年,清廷命各地创办警察局,县城市民反对警察捐又反对警士为虎作伥,欺压人民,除罢市抗议外,还捣毁了警察局,知县徐樾因此去职。继任知县吴宝桢疑为谢持煽动,欲治之罪,经人说项方止。官立第二学堂修建结束,士绅又控谢持贪污侵蚀,经省派员查核无事,方才了结。谢持以国势积弱,皆因国民文化低下,欲走教育救国之路。学校竣工后,他又筹资办起一所私立先治学堂(成人半日学堂),因经费不足,仅办一期即停。次年(1906),应聘为荣县官立小学堂学监及蚕桑学堂教职,一期后被解聘。走投无路赴泸州,时值孙中山先生由日本派熊克武等回川组织中国同盟会四川分部,经黄复生介绍,谢持会见了熊克武、谢奉琦、余英、杨沧白、朱之洪、余契、黄方等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由黄复生介绍,谢持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受命为富顺县支部长。从此,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运动。

                  组织成都起义  建立重庆蜀军政府

  谢持参加同盟会后,先是以教师身份掩护,在本县发展党人,联络会党,宣传革命。1907年夏,业师周孝怀(川南经纬学堂教习)任四川商务局总办,邀请谢持赴蓉任文案职。以有利革命活动,他欣然就任。在同盟会员中,谢持因老成持重,又有谋略,深为熊克武等所敬重,很快就成为四川同盟会主要领导者之一。到成都后,他介绍张培爵(列五)加入了同盟会。

  19079月,谢持和熊克武一起在成都走马街宝和店召开了“成都起义会议”。会上,谢持总结过去历次起义因计划不周而失败的教训,建议要责任明确,分头发动。于是会议决定:由龙光、王贤军、饶国梁、伍安全、秦炳、程德藩等主持军事,联络新军弁目起事:谢持、黄树中、张培爵、曹笃、廖泽宽(富顺党人)负责发动知识界;黎清瀛、余契、余英、曾省斋联络哥老会党。起义时间定为十月初三,后又改为十月初九,欲趁慈禧太后生日,省城百官聚于会府庆祝之时,一举歼之。起义新军在东较场、凤凰山望火焰为号同时行动。后因起义计划为省督侦知,伍安全被杀,黄方、杨维、张治祥、江永成、黎清瀛、王炳樟六人被捕,史称“成都之役”。

  起义失败后,熊克武、谢持等均被通令辑拿。谢持先在泸州避难,谢奉琦遇害后又逃重庆、上海等处避难。这时,同盟会四川分部迁于上海蜀商公所。1909年春,谢任雷铁崖先生创办的上海“新中国公学”学监。在此前后参加了以成都高等学堂、通省师范学堂党人为主体的刘季恢、刘西恢等人发起的“小团体”——后被人称作“实业团”。同年夏,因清吏追捕甚急,乃随小团体成员去陕西凤翔县买地办牧场,放牧牛羊避难,并以此作为反清根据地。1910年母丧,等缉捕之事稍寝,始于年底奔丧回县。次年春,经朱之洪介绍到巴县女子学校任教员,掩护活动,在学生、教师中发展党员。5月,清廷宣布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主权于外国,激起保路风潮。川东南数十州县纷纷独立。11月中旬,与党人杨沧白、朱之洪等商议,欲劫夺清朝钦差大臣端方入蜀舟载之军火,未遂。1 122日,经周密策划发动,与党人杨沧白、张培爵、朱之洪、夏之时等宣布重庆独立并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副之,谢持任总务处长。总务处长总揽全部政务,为都督府办事中心。协商谁任都督时,杨、朱皆云:“巴县同志不敢自任,唯谢、张为宜。”二人均固辞。至开会时,值张培爵率兵入场,遂推张任都督。

从追随孙中山到大总统府秘书长

  19122月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4月,重庆蜀军政府与成都大汉军政府合并,谢持任四川都督府参赞。1913年被选为北京参议院议员。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于上海车站,暴露了他称帝独裁的野心。6月,谢持参加了黄复生及宋教仁秘书周予觉等十一人组织的刺杀袁世凯的活动。周予觉叛变自首,谢持等以“血光团”事被捕。后因参议院抗议政府擅捕议员,“血光团”事又查无实据,袁世凯被迫释放被捕者。谢持获释后,风闻袁欲派刺客行刺,遂仓惶逃走日本避难。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以期恢复同盟会精神再举革命,许多国民党人因反对盖手印和宣誓效忠孙中山等规定而拒绝加入。在急需干部的情况下,谢持经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英士推荐,被孙中山留在总务部(革命党办事机构)工作。他秉承孙中山意旨办事,一丝不苟。先是办理旅日党员生活补助,有的党员嫌少,用手杖揍他,他也决不任意添加,很快受到孙中山信任,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副部长兼四川省主盟人。1916年,黎元洪恢复国会,谢持回国参加议会活动,在北平上层进行工作。1917年,张勋拥清帝复辟,搜捕革命党人,谢持逃往上海,随孙中山乘“海深号”军舰南下广州,号召“护法”。9月,广州成立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对峙,孙中山为大元帅,谢持被任元帅府参议,代理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次长,代表部长职等。1919年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任命谢持为党务部长,主持日常党务工作。

  19214月,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任大总统,谢持先任总统府参议,后改任秘书长。19226月,陈炯明叛乱,炮击总统府,谢持随孙中山逃走上海。1923年陈炯明被驱逐,孙中山重返广州,命谢持留驻上海管理党务,“委任谢持为全权代表”(注二)付以“孙文”印章,表示了孙中山对谢持极大的信任。

召开西山会议,另立“中央党部”

  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叛变,“祸患生于肘腋”,使孙中山认识到只有改组国民党,同共产党合作,才能实现革命的理想,他断然排除了党内右派势力的干扰,于19241月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定谢持、汪精卫、胡汉民、林森和李大钊组成五人主席团。会上,谢持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五监委之一。鉴于会前孙中山把阻挠改组的张继加以囚禁,又把破坏联共政策的冯自由开除出党,因此,谢持没敢明白表示反对联共政策。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触动了国民党右派的阶级利益,他们对于共产党人在国共合作中的主导作用十分忌恨,对于蓬勃开展的工农革命运动十分恐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谢持忍耐不住,公开带头反共了。他自认为“嗣知共产党诡谋,并得证据……”从上海跑到广州,以中央监委身份和张继、邓泽如联名向孙中山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在他们的《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中宣称:“现查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会议决议及宣言……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请从速处分。”强调:“为本党生存计……决不宜党中有党。”625日,谢持又和张继以中央监委身份正式同苏联代表、国民党中央特别顾问鲍罗廷进行谈话,公开表示反共立场。孙中山坚持了联共政策,平息了这次反共活动。但国民党中央又决定设置国际联络部,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反映了对右派的妥协,为他们以后进行更大的分裂活动种下了祸根。

  19253月,孙中山病逝,谢持、张继等积极准备分裂活动。11月,谢持、张继、邹鲁、林森等十四名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和候补执委非法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顾问鲍罗廷解雇案》、《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寨》等十几个宣言、通电和文告。狂妄宣布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的职权,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19261月,国民党中央坚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谢持、邹鲁被永远开除党籍。谢持等人并不因此收敛,相反也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此,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权国民政府,全力制止其开会,并下令通缉叛党分子归案严办。19263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发出了反共信号。谢持、邹鲁喜出望外,连忙拍发贺电致意。

                           参加反蒋各派的联合倒蒋活动。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公开反共,宁、汉、沪实现了反革命的合流,谢持被选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和南京国民政府委员。19303月,在新军阀权力争斗的混战中,国民党内反蒋联合起来,谢持、邹鲁代表西山会议派参加了在北平组织的“国民党中央扩大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与南京对抗。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林森、谢持为国民政府委员兼中央扩大委员会常务委员。9月,张学良率军入关,阎、冯战败,北平国民政府垮台,谢持逃往天津租界避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谢持由北平迁居上海。12月,孙科又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与南京蒋介石对抗,谢持因病未去广州,仍被推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不久,在全国人民的遣责下,蒋介石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宣布“共赴国难”,广州“国民政府”取消,改称西南政务委员会,谢持仍为委员。

                             由反蒋到拥蒋

1931年,谢持病瘫半身不遂后,一直在上海养病,不再从事权力斗争,解除了蒋介石对于他的疑忌。1935年,国民党在南  京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蒋介石已是羽翼丰满,确立了独裁统治。  经过一番拉拢,特别鉴于国难当头,一致对外的需要,谢持的态度  明显地转到拥将立场上去了。他除了抱病参加第五次代表大会,还  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西南政务委员会成员解散组织,服从南京政  府领导,并催促西南国民党人消除隔阂,参加大会。谢持在这次大会上再度被选为中央监委和国民政府委员。1937年,泸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时局紧张,谢持遂由上海启程乘轮船回四川。路过南京下关时,为了报答谢持的合作,并表示对元老的尊敬,蒋介石亲自登轮送行,以示殊遇。

  谢持回四川后,先住重庆,不久迁成都,1939416日病故于寓所,终年六十六岁。中华民国政府明令国葬,葬于成都外东爆江林场墓园,邹鲁为之撰写《国民政府委员谢持墓表》。

(注一):引号内为《天风海涛馆六十自述》原文。

(注二):孙中山电令原文。

 

 

六、《厚黑学》作者李宗吾

刘海声

    李宗吾先生(18801943),富顺县自流井人,四川老同盟会员,清末秀才,后毕业于成都四川高等学堂,因成绩最优,清廷奖他一名举人,毕业返乡任富顺中学堂教习,继任监督(即校长)。一天晚上在校内宿舍中,忽然从历史人物的言行业绩和当时社会现象中悟出“厚黑”(本是民间多年归纳出的名词)道理,辛亥革命后到成都,针对时弊,不断阐发“厚黑”

理论,行文辛辣尖锐,嘻笑怒骂,轰动一时,成为一代奇人,号称“厚黑大师”,至今还名驰海外。

                     利用“厚黑学”之名宣传抗日救国之实

    “九·一八”事变后,李宗吾在刘文辉,刘湘的省政府中,先后担任顾问、编纂委员、政闻编审委员等闲职,经常为《华西日报》撰写“厚黑”文章,已经是名噪当时了。他耳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窥华北,进一步灭亡中国的阴谋,不禁义愤填膺,要想拍案而起,却又无法畅所欲言,只得利用谈《厚黑学》的文章,不断地掺进抗日救国的言论,这就是他首倡的“厚黑救国”主张,我们;笨妨归纳几个内容,以见李宗吾的抗日救国思想。

    一、反对求助于国际联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明白指示要请求国际联盟调解,李宗吾却说“日本侵略我国,列强抱不平,对我国表同情,难道是怀好意吗?岂真站在公理立场上吗7日本希望是独占,列强希望是共管,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受日本的压迫,与其哭哭啼啼求国联援助,跪求英美诸国援助,毋若哭哭啼啼跪求国人,化除意见,先把日本驱逐了,再说下文!”这些言论,无凝是对国民党政府1932年“国难会议”作出的“对日交涉,全力剿共”反动方针的当头棒喝,非有大仁大勇,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牺牲精神,能仗义执言吗?后来国际联盟派出以李顿为首的调查硒到东北调查,写出了调查报告,并于1933224日经国际联盟会通过,那个报告的实质不但是袒护日本侵略者,污蔑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正义行动,还明目张胆地建议用各帝国主义的“国际共管”来代替日本一国的独占,把中国东北变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共同殖民地,李宗吾对此不仅有预见,而且又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办法,他说“我国以四万万民众之国,在国民中求一理事而不可得,事事唯列强马首是瞻,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与其坐而待毙,孰若起而攻之;与其在国联中,仰承列强鼻息,受列强之宰割,不若退而为弱小民族之盟主,与列强为对等之周旋。”

    二、揭穿日本的侵略本质。提倡抵抗日本侵略者

    李宗吾说他研究各国的历史,发现了他们的秘诀,不外两种方式:一是劫贼式,横不依理,用武力掠夺,明火抢劫;一是娼妓式,甜言蜜语,曲结欢心,结盟订约,却不生效。有人问他,日本以何者立国?他在文中答道:“厚黑立国,娼妓之面最厚,劫贼之心最黑,大概日本军阀的举动是二者循环互用,我国就吃亏不小了。”日本“一面用武力掠夺我国土地,一面高谈中日亲善,娼妓式与劫贼式融合为一,是之谓大和魂。”

    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李宗吾说“我国现在的大患在日本压迫,故当提出日本为目标,手有指,指日本;目有视,视日本;口有道,道日本:心有思,思日本,使全国人力之线,集中在这一点。一-向目标而趋,救国之道,如是而已”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对于日本,应该取攻势,不该取守势,对于列强取威胁式,不取乞怜式”,还大声疾呼:“我国有这样的土地人民,而受制于东瀛三岛,千秋万岁后,读史者将谓之何!”“帝国主义者,把我们看不在眼,骄矜极了,我国备受欺凌,事事让步,忍辱负重,已经到了十二万分,当然学(三国)陆逊,猝然而起,奋力一击”。

    根据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绝对抱不抵抗主义”,1932年“国难会议”又决定“对日交涉”(即对日本不抵抗,签订屈辱求和,出卖领土主权条约的代名词)和“全力剿共”的反动方针,李宗吾采取曲折迂回的手法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一系列抗日救国宣言,如《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920)、《对日战争宣言》(1932117)、《抗日救国六大纲领》(1934)、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1935)等的拥护和响应。

    三、旁敲侧击,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

    李宗吾在国民党统治区,要直接而又公开地议论国家大政方针,是不可能的,如果进而采取抨击反对的态度,那就有被杀头坐牢的危险。可是,这位主张“思想独立”的“大师”,基于强烈的爱国救亡之心,不顾“文责”后果之严重,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当局,指向了蒋介石。他以讲《厚黑学》为名,从193581日起,每天在《华西日报》上发表文章,至19366月止,分别刊印三册出版发行,总题为《厚黑丛话》,风行一时。在书中,

他这样指出

“我发明厚黑学,一般人未免拿来用反了,对列强用厚字,摇尾乞怜,无所不用其极,对国人用黑字,排挤倾轧,无所不用其极,以致把中国闹得这样糟!

    “我国有这样的土地人民,而制于东瀛三岛,千秋万岁后,读史者将谓之何?!

    “假令盂子生于今世,绝不会仰承列强鼻息,绝不会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

    针对蒋介石钳制群众思想,镇压社会舆论的反动政策,李宗吾指出:“欲求我国独立,必先求四万万人独立,四万万根力线挺然峙立;根根力线,直射帝国主义”。“四万万力线何以能独立?一先求思想独立,能独立乃能合作,我国四万万人不能合作,由于四万万人不能独立之故,不独立则为奴隶,奴隶者受驱使而已,独立何有!合作何有!野心家办事,包揽把持,视众人如奴隶,彼所谓抗日者,率奴隶以抗日之谓,既无独立的能力,那有抵抗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想抵抗日本,抵抗帝国主义者,当培植人民的独立性,不当加重其奴隶性。”

    从以上数则引文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李宗吾说的“一般人”、“野心家”是指谁,后世读史者又会议论谁,“仰承列强鼻息”的又是谁了。

    四、预言日本帝国主义必败,中国必胜

    李宗吾虽然偏居闭塞的四川,但却十分注意国际国内形势的研究,经过1 9311 934.年较长时间的观察分析,于1 935年在《华西日报》的元旦增刊上发表了《元旦预言》一文,其主题思想就是“中国必兴,日本必败”,他还再三预告:“俾斯麦唱了一个铁血主义的戏,全场喝采;德皇威廉二世重演一次,一败涂地;日本人接着再演,将来决定一败涂地。诸君不信,请拭目观其后。”历史终于证明,李宗吾对“侵略者决无好下场”的分析是正确的。

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什么要禁止《厚黑丛话》

李宗吾在《华西日报》逐日发表《厚黑史观》、《厚黑哲理》、《厚黑学之应用》、《厚黑学发明史》,将近一年时间,赢得了四川(首先是成都)广大读者的关注。并于1936年以《厚黑丛话》为书名分三册出版。他还计划在报纸上继续写下去,‘结合当时形势,任情发挥,就在当年夏秋之交,四川省政府接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命令,对李宗吾的《厚黑丛话》“严予禁止,以遏乱萌。”好在李宗吾还是省长刘湘的政闻编审委员,在四川成都颇有名声,虽然把他的《厚黑丛话》给禁止了,人身自由还没有受到威胁,总算不幸之幸。

    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要查禁李宗吾的《厚黑丛话》呢?难道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吗?

 

七、中国第—位“诗人导演”孙瑜

刘海声

    200071 1日,是我国电影界著名的第一位诗人导演——孙瑜的逝世10周年祭,也是这位富顺儿女诞生100周年的时候,对于孙瑜来说,这个新千年,是最值得纪念的的岁月。

                            “江阳书院”的小学生

    孙瑜的老家在自贡市贡井区筱溪镇外(原属富顺县管辖),小地名叫石灰窑采泥塘。那是一座有两个大院的古老瓦房。

    孙瑜的父亲孙树南,在光绪时期通过富顺县试、叙州府试考上了秀才,以后又通过四川乡试考上了举人,还在安徽省石埭县当过知县。辛亥革命后,原来安徽省巡抚朱家宝当上了直隶(河北)都督,又委派孙树南当了几年束鹿县的知事(县长)

孙瑜是在重庆出生的。1904年,孙瑜的父母带着儿女们第一次回到了筱溪镇老家。1912年,孙瑜再一次回到祖居。在家里,先由上过女子师范学校的二姐教读,不久,远在安徽作七品官的父亲就来信,托富顺朋友送他到富顺县城江阳书院去读“新学堂”。这时,他刚满十二岁。

富顺城内的江阳书院,就在现在市中花园右侧的石梯坎上,当时改名为富顺县小学校。监学(校长)朱贞治兼任国文教师。朱先生为人正直,擅长书法,治教甚严。孙瑜在学校,受大环境的影响,学的主要是《诗经》、《左传》、《古文观止》之类的古文,他有几个相好的同学,如王余生、肖懋恭等,中文根底都很好,他们互相帮助,对孙瑜后来的事业成就是有深刻影响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江阳书院读书一年半(三学期),富顺的文化氛围对这个少年的成长、择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回忆说:

“富顺县是沱江下游一个美丽富饶的小城,素有‘才子县城’之称。据说,县里有戏曲文艺的高深传统(曾出川剧名演员数人),文人辈出”。

可见,这位“富顺才子”孙瑜后来能成为著名电影导演,荣获我国第一位“诗人导演”的桂冠,与他在富顺江阳书院所受的教育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一首电影插曲——《野草闲花》的《寻兄词》

孙瑜是我国第一位在美国电影专业学校毕业的留学生。回国后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是1930年的《故都春梦》。当时中国电影只能拍无声影片,不能加插曲。孙瑜决定创新,首先把插曲加到影片中去,让演员“唱歌给观众听”。

继《故都春梦》上演之后,他开始导演一部叙述两兄妹遭受家破人亡,流离失散的故事片,片名《野草闲花》。他为这部片子写了主题歌,名叫《万里寻兄歌》,由女主角阮玲玉、男主角金焰演唱。电影上映后j这首插曲真是轰动影坛,倾倒了广大影迷,传遍大江南北。一时间,孙瑜和阮玲玉、金焰的声名大噪。

1934年,富顺县城首次由马洛笙、马公雨等人士创办了一家“春明电影院”,地址在药王庙(今老水电局),就上映了这部影片,很多有点儿文化的观众都会唱这首歌,在中小学校中也开始流行。歌词是:

“从军伍,少小离家乡,念双亲,重返空凄凉。家成灰,亲墓生青草,我的妹,流落他方。

风凄凄,雪花又纷飞,夜蒙蒙,寒鸦觅巢回,歌声声,我兄能听否?奔天涯,无家可归。

兄嘉俐,妹名丽芳,十年前,同住玉藕塘,妹孤零,家又破散,寻我兄,流落他乡。”

据说这首歌还是孙瑜的弟弟孙成璧谱的曲子。兄写歌词弟谱曲,这也是一段佳话。

前面说当时国内还不能拍有声片,那么歌声是怎样播放出来的呢?后来我听行家说,那是用蜡盘铢唱片,放映影片时,蜡盘要配合银幕上演员唱歌的口型播出。这样,影片虽然无声,但唱的歌却有声了。现在的人们听起来,这好像太落后了,可是在三十年代,这还是难能可贵的创新之作哩。因此,《野草闲花》成为了中国第一部有插曲的影片,《万里寻兄歌》便是中国第一首电影插曲,孙瑜成为给中国影片创作插曲的第一人,都理所当然地载入了中国电影史册,功不可没。

孙瑜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作为他的故乡——富顺的政府和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位平凡而又了不起的“富顺儿女”。

 

 

八、抗战诗人邓笠塘

刘海声

    邓笠塘,富顺县杜快乡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清宣统元年(1909)的拔贡,学识丰富,诗词书法俱佳,后来又求教于荣县赵熙,并得赵熙推荐在四川靖国军司令部,四川江防军总司令部、川东道尹公署等任秘书、秘书长及征收局长,铜梁县长等职。建国后的1953年,被四川省政府聘为四川文史馆馆员。

    邓笠塘在旧社会任期中,正是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时。邓笠塘不愿混迹官场,1930年辞官还乡,在富顺县杜快乡设塾教徒。但是,他对国家民族的兴亡,从未忘记,对学生也常常灌输爱国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邓笠塘积极以诗歌谴责日本侵略者,警醒我国军民同仇敌忾,抵抗日寇,保卫中华,他的《万宝山新歌行》就是其中之一。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蔡廷锴十九路军和张洽中第五军奋起抗击日寇,邓笠塘又写了《蔡将军歌》以鼓舞全国军民。

    可是,这时的国民党政府竟于第三天迁都洛阳,3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兼总司令,召开了“国难会议”,决定实行“对日交涉”,“全力剿共”的反动方针。邓笠塘对此十分不满。他不顾个人安危,拍案而起,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拍发电报,敦促其抗日救国。电文64字,他在电文中写道“务望本不丧权,不失地之主旨,与倭寇相周旋!将军有必死之心,中国无遽亡之理。临电榜徨,伏幸昭察。”闻者无不钦佩敬重。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邓笠塘很快又向四川几个军长发电报,敦促他们尽快率军出川抗日。他在给四川省长、总预备军司令刘湘的电报中说:“暴日内侵,国亡可怖·缨冠披发,人有同情,而川军出兵问题,至今犹未解决……事关全国存亡,岂容低回审顾?切望克期出发为诸将先,谁敢萌一念之私,甘心为千夫所指?”接着又鼓励说:“盖将士既能舍命,民众何忍惜钱?试观马占山之在龙江,十九路军之守上海,捐输踊跃,缺乏何忧?吾川闭塞夔门,眼光狭隘,中土人士、久肆讥评,务恳一破天荒,以雪宿耻!则此行不独救国,且为川军大放光明。”8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在会上慷慨陈词,要求对日作战:“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这不能

不说是广大四川人民对刘湘的督促和支持起了相当作用。

    当时的四川,刘湘虽说是一省之长,但各路军阀,还是各行其是,持观望态度,广大中下级官兵和人民群众却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甚至在成都还开展了要求他们答应出川抗战的游行、静坐。邓笠塘又向成都刘文辉、邓锡候、田颂尧三位军长发了一封较长的电报,电报中说道:

    “上海失守,京口鏖兵,全国震惊,人怀必死。近闻渝方刘()()各部陆续东下,钧座将士,尤为慷慨激昂,而公等审顾徘徊,似不免过于慎重。……更有进者,吾川为中华领土,公等系军界长官,省格之能否提高,大半操诸公之手,公等而能救国杀敌,谁能争此无上之光荣。公等如再议论从容,川民对于国人亦减颜色。公等爱国爱川,为公为我,窃愿公等为蔡廷锴钧部十九路军!敬申欢迎之忱,望备刍尧之采!

    由于全川人民的共同敦促,刘、邓、田三位军长才作出了出川抗日的决策。95日,成都少城公园举行了人山人海的欢送出川抗敌将士的大会。

    邓笠塘的诗词功底深厚,曾将其诗稿交一学生在成都寻找出版社印刷出版,可是却被该学生丢失了,因此邓笠塘的诗词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十分可惜。1944年冬,冯玉祥将军来富顺,也带去诗稿,后来也未能出版。

    杨中(富顺人)著的《大后方的通俗文艺》一书中,收录了邓笠塘的遗诗一首,题为《广西省的张大妈》。诗的内容是根据当时报上的一则通讯,大意是:广西省有一位姓张的大妈,她的儿子应征入伍当兵打日本鬼子,但是儿子却怕死,逃回家中。张大妈十分气愤,严厉而又耐心地对儿子进行责备,最终使儿子觉悟过来,重返抗日前线。邓笠塘就采用民间“道情”形式写了唱词。在纪念抗战胜利62周年的今天,读来还有意义。现摘录张大妈教训儿子的

唱词如下:

    “难道说你是做摆设的珊瑚架。别人就是不值钱的灌木桠?难道说你应当高坐在象牙塔,别人就该拿去挡坦克车?难道说别人满腔热血战场洒,你独该享受着儿女团圆笑语哗?难道说别人拼将七尺身躯卫华夏,你偏要醉生梦死去同那黄落草木沤泥巴?你认为你是精灵鬼,地头蛇,我看你是一个畏人鼠子癞虾蟆!是一个毫无知识的大傻瓜!

    我问你,国家是不是众人的国家?我问你,你是不是生长在中华?倘若人人都像你这个癞吓蟆、大傻瓜,全中国早已被那日本鬼子的马蹄踏!

    国亡了,我问你还有什么家?你的田土敌人耕,你的牛马敌人跨,你的妻子被敌人奸,你的儿子被敌人打,你的臭皮囊,碰着他高兴时,立刻被拿去做枪靶。

    这盘棋,你错下;这算盘,你真的打得差!

    邓笠塘撰写的《卢沟行》、《告倭奴》、《团结歌》、《牺牲歌》、《背水歌》等,也是脍炙人口的。笔者在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时,曾听富顺县退休小学老师严慎行背诵过邓笠塘的《牺牲歌》,全文如下:

    “牺牲牺牲,亡里求存,死里求生。你看它,又贪又狠的日本军,蚕食变鲸吞,步步紧,逼得我退来无路可行!且停,困兽犹思奋,何况我是炎黄子孙!勿谓秦无人,你看卢沟桥带伤作战的吉星文,宛平城移孝作忠的赵顺成,战南口全团殉节的罗芳桂,战上海捐躯制胜的黄梅兴。一营人守宝山,黄昏抗战到天明的姚子香,飞机伤坠敌人阵。怒杀凶仇才自尽的颜海文,算不算奇男子,当代英?

    听紧急号一声声,催大家踏着血迹向前进,丹心耿耿杀气腾,白骨顶天要日新!唤起我们的中国人,激起我们的中国魂,不断地奋斗.不断地牺牲!

    冯玉祥将军对邓笠塘有很深的印象,在《自传》中说:“这里的邓老先生作的诗,作的文章,多是为了抗战,他的意思要输入大量的强硬的血浆到一般人民的血管里去。……我觉得若不替他印了,真是对不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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